——以《寒山子诗集》为个案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刘玉才

一、引言

大约自两汉之际开始，中国即成为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文化源地，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的越南等地，全面受容中国文化，形成以汉字、儒教、中国式律令、科技、中国化佛教为基本要素的汉字文化圈。在汉字文化圈内，书籍传播成为重要的交流形式。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相当于存在一条书籍之路。根据史书记载，早在两汉时期，《诗经》、《论语》等中国经典就流入朝鲜半岛，并辗转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诸国屡有遣隋使、遣唐使远赴中国，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购求书籍。据日本《善邻国宝记》（卷上）引《经籍后传记》：“以小治田朝(即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请隋天子。”《旧唐书·日本传》亦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官方使臣之外，入唐求法的留学僧侣也携回大量书籍。据史书记载，日本留学僧玄昉一次携归佛教经论即达五千余卷。吉备真备携带《唐礼》、历书、乐书共计150余卷归国，被作为日本大化革新的指导文献。日僧“入唐八家”，求得总计数以千卷的经卷，所编《将来书目》传承至今。唐代传入日本的书籍总量，可以根据九世纪末成书的《本朝见在书目》加以推测。该书虽然只是官藏焚后残存书籍的统计，但仍著录有汉文书籍1579部17345卷，约相当于《隋书·经籍志》的一半，《旧唐书·经籍志》的三分之一。两宋以降，朝鲜和日本使臣、僧侣购求书籍的事例，仍不绝于书。韩国现存记录高丽到朝鲜时代使臣出访中国见闻的《朝天录》、《燕行录》，就有不少购买书籍的内容。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流行，书籍不但数量巨增，而且变身为商品，因此商船载运也成为中国典籍外传的重要形式，尤其在明清时期，书籍是中日贸易的大宗货物，日本海关记录的《舶载书目》可为例证。

中国典籍流传至周边地区，除原本得以存藏之外，通常再以传抄、翻刻的形式扩大辐射面，延生出日本本、高丽本（朝鲜本）、安南本；其后又以注疏、谚解、选编、评点、翻案等形式融入各民族文化元素；然后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域外文人又仿作或创作出本土汉文著作。以上存藏或产生于中国之外的各类汉文典籍，我们统称之为域外汉籍。根据目前的调查，日本公私收藏的唐写本，如果不计敦煌卷子，数量远超过中国的收藏。日本所藏宋元刻本有一千余部，接近中国现存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北宋刻本（不包括佛典）就有十种，而中国大概仅残存三种。[ 尾崎康：《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第10－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韩国方面，据《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统计，总数达到12500种。这些数字只是就中国写本、刊本而言，不包括日本、朝鲜的抄本、刊本和选编本之类。域外汉籍的研究价值，首先在于提供中国业已失传的佚书佚文，补充不传之版本。在域外汉籍中，有相当部分中国已经失传，版本系统不同或有内容残缺。如南朝梁皇侃撰《论语集解义疏》，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宋时即已失传，清乾隆年间自日本引回，编入《四库全书》。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版本有十六卷、十八卷两个系统，日本刊刻的庆安本和宽文本是仅存于世的十八卷全本，晚清传回中国后，取代了散佚严重的十六卷本。此类例证，还可举出许多。前辈和当代学人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黎庶昌《古逸丛书》、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成果，然而对于域外抄本、刊本的关注仍嫌不足。

域外汉籍研究在文献意义之外，还应置于汉字文化圈的宏阔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汉籍流传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唐人诗文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流传颇广，白居易编定《白氏文集》时已提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抄者，不在此记”。《旧唐书•张荐传》盛称张鷟文章天下闻名：“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汉籍的交流也并不总是单向的。新罗人崔致远在唐朝进士及第，撰有《桂苑笔耕集》，著录于《崇文总目》，流传中国。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山井鼎、物观所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清初传入中国，对清代学术影响颇深，还被编入《四库全书》。因此，对于域外汉籍研究，我们必须有开阔的学术文化视野。

汉籍在东亚之流布，涉及版本承传、文本变异、内容阐释、编纂创作等多方面问题，本文仅选择《寒山子诗集》作为个案，通过梳理其版本源流，略窥东亚汉籍流传之一斑。

二、寒山子其人其诗

寒山子，唐代隐逸诗人，具体生卒年不详，真实姓名亦不传。因为他长期隐居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附近的翠屏山（又称寒山、寒岩），故自号寒山或寒山子。

寒山子生活的时代和生平事迹，历来众说纷纭，然所据文献不外两端：一是《寒山子诗集》前题“朝议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闾丘胤撰”之序，而据史料记载，闾丘胤任台州刺史大致在唐贞观年间。故宋本《寒山子诗集》载《拾得录》云：“丰干禅师、寒山、拾得者，在唐太宗贞观年中，相次垂迹于国清寺。”释志南《天台山国清寺三隐集记》亦云“三隐”为贞观初人。此说影响最广，然近人余嘉锡已考证闾丘胤序为伪作；[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第1251页，中华书局，1980年。]二是《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寒山子》条引五代前蜀道士杜光庭撰《仙传拾遗》，云：“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栢徴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今研究者多据此推定寒山为中唐时人。

寒山子的身份大约是孤寒的士人，因为他的诗多说佛理，且有“自从出家后，渐得养生趣”之类诗句，故后人又称其为诗僧。寒山在天台隐居时，与拾得过从甚密。拾得是国清寺丰干禅师在路边拾得的弃儿，以后便留在寺院为僧。寒山、拾得具有相同的人生态度和近似的诗风，故后世有人将他们连同丰干禅师称为国清寺的“三隐”，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起，称为《三隐集》。根据闾丘胤序和《仙传拾遗》的记载，寒山诗原本散见于竹木石壁，并村墅人家厅壁之上，后由好事者纂集成卷，方行于人间。寒山诗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然而现在所见各种版本寒山诗仅有三百余首，拾得诗四五十首。其间稍有差异者，主要是因诗的分合不一或与拾得诗互有参差造成，诗句本身并无多大差异。因此现存文字应不是寒山诗的全部，其间有些可能还并非出自寒山本人之手，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存在一个寒山诗的作者群。拾得诗亦是如此。

寒山诗的思想驳杂不纯，儒道佛禅兼而有之。其内容或抒情咏怀，或描摹景物，或讽世劝俗，或阐说佛理，形式不拘格律，亦庄亦谐，随手拈来，莫不涉笔成趣。清王渔洋《居易录》论《寒山诗》云：“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谐语，至云‘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有似儒生语，大抵佛菩萨语也。”寒山诗的独特风格，后人推为“寒山体”，并屡有仿拟之作。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寒山诗已流传于禅林，不但常为禅师参禅悟道所徵引，且不乏拟作。诗僧贯休即有“子爱寒山子，歌惟乐道歌”之句。延至宋代，寒山诗独特的表现手法与意境更在文坛觅得知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对其都有浓厚兴趣。王安石作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苏轼亦有《拟寒山诗八首》。南宋慈受和尚作《拟寒山诗》一百四十八首，后附于《寒山子诗集》刊行。元明清时期，寒山诗更受推重，拟作不可胜计。清雍正帝还御选寒山诗一百二十七首行世，并敕封寒山为妙觉普度和圣寒山大士，拾得为圆觉慈度合圣拾得大士。

寒山自云其诗“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而寒山诗的流传亦果如此言，中土之外，还远布他国。至迟宋代开始，寒山诗即流入朝鲜半岛、日本，并有珍贵的早期版本和改编注释本遗传。在朝鲜半岛，高丽时代真觉国师慧谌(1178—1234)《禅门拈颂说话会本》即有多处文字征引寒山诗作为公案和机锋，高丽连禅师于公元1247年编纂之《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事实》中，亦多次引用寒山诗解释永嘉玄觉禅师的《证道歌》。高丽时代，寒山诗还对诗僧的创作风气颇有影响，形成后人号称之“寒拾体”。朝鲜时代，寒山诗在佛门及诗坛影响不衰，寒山诗及其事迹仍常被禅门作为参禅的公案话头。在日本方面，明治之前的寒山诗注释本即有《首书寒山诗》三卷、释交易《寒山诗管解》七卷、释白隐《寒山诗阐提记闻》三卷、大鼎老人《寒山诗索赜》三卷、释清潭《寒山诗新释》等多种，影响广泛。

三、《寒山子诗集》在东亚之版本流传

寒山诗源自好事者纂集，起初自然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但在宋代雕版印刷兴起之后，当多次进行刊刻，只是经历岁月变迁，留存至今的宋元刊本寥寥无几。值得庆幸的是，中土《寒山子诗集》刊刻不久即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抄本时代或已有流传），并在当地得到不断翻刻，在这些当地刻本中保留了弥足珍贵的早期刊本信息。借助这些信息，我们不仅可以考察东亚汉籍之流传，还可略窥宋元刊本的面貌，并勾勒《寒山子诗集》早期刊本之间的关系。

1、宋元刊本遗存

根据寒山诗的流传情况推断，其早期刊本应该为数不少，但原本今天大多不存。在寒山诗现存早期刊本中，当以《四部丛刊》影印之宋本《寒山子诗集》最为著名。此本原为明毛晋汲古阁旧藏，后经清宫天禄琳琅、近人周叔弢递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内容依次为闾丘胤序、寒山诗（卷尾单录三字诗六首、拾遗二首新添，末有题记云：已上诗除拾遗二首老僧相传，其余切依古印本排比次第耳）、丰干禅师录并偈语诗、拾得录、拾得诗（有“以下缺”、“此首係别本增入”两处注语）。版式为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字体方整。周叔弢有题识云：“此本原书楮墨精雅, 其刊印地无可考, 以字体审之, 当是南宋初杭州雕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推断为宋南渡初刻本，在已知各本中刊刻年代最早。傅氏曾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比勘，此本溢出寒山诗四首，拾得诗五首，另改订三百余字。

根据相关记载，寒山诗有宋诸本之中，又以国清寺本及衍生的东皋寺本、无我慧身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国清寺释志南刊行寒山、丰干、拾得诗[ 释志南，南宋诗僧，有“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之句，朱熹曾为其诗卷作跋，事见《诗人玉屑》卷二十。]，并撰“《三隐集》记”，诗卷末有跋语云：“按三隐诗，山中旧本如此，不复校正，博古君子，两眼如月，政要观雪中芭蕉画耳。”东皋寺释无隐重刊国清寺本，释可明参与雠校，撰有跋语记述其事，尾题“屠维赤奋若（己丑）陬月上瀚”，前人定为南宋绍定二年（1229）。其后，释无我慧身又觅得寒山序诗一首，遂补刻入“东皋寺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即此“无我慧身本”《寒山诗集》，这也是现存唯一的国清寺系统传本。

“无我慧身本”卷首录寒山序诗，半叶六行，行十二字。诗末记跋语二行，云：“曩阅东皋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适获圣制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壁。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敬书。”次闾丘胤序，半叶九行，行十五字。次朱熹与南老（国清寺释志南）帖[ 朱熹帖有如下文字，“寒山子诗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为雠校刊刻，令字画稍大，便于观览，亦佳也”，“寒山诗刻成，幸早见寄”。]，陆游与明老（天封寺释慧明）帖[ 陆游帖录寒山诗“有人兮山陉”，文字与今本有异。帖后有题记云：“此寒山子所写楚辞也，今亦在集中，妄人窜改附益，至不可读。放翁书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耳。”]，并从真迹刻入。正文录寒山、丰干、拾得诗，半叶八行，行十四字。卷尾附释志南《三隐集》记和释可明跋。钤有“庆福院”、“无范”、“畅春堂图书翰”、“霞亭珍赏”、“植邨书屋”诸印，另附署名“苞”的题跋，原为日本姬路藩河合元升旧藏。虽然是国清寺本系统的三刻，但体式仍其旧第，字大如钱，清劲悦目，玄、贞、朗、胤、恒、殷避宋讳缺笔，堪称该系统现存最善之本。近人杨守敬、缪荃孙、傅增湘曾予以影写著录，张钧衡《择是居丛书》即据影写本刊刻。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岛田翰亦据此本校订，题作《宋本寒山诗集》，与《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合并排印。

无我慧身本《寒山诗集》经岛田翰、缪荃孙判为国清寺本三刻，刊于南宋绍定二年，遂成定论，缪氏甚至凿实“可明”即与陆游往还之“明公”。近年段晓春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释可明跋语“屠维赤奋若”当为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 段晓春，日本宫内省藏《寒山诗集》非宋刻本考，《中国诗歌研究》，2003年。]其主要依据是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和明李贤等敕撰《明一统志》均记载“东皋寺”建于宋淳祐中，时间晚于绍定二年，故不当有绍定二年之“东皋寺本”，而所谓“无我慧身本”或是文字理解有误，存否在疑似之间。

段氏的质疑虽还不足以推翻国清寺本系统三刻的结论，但具有一定启发性。四明东皋寺在宋元之际颇为知名，袁桷《延祐四明志》记为“宋淳祐中僧智恭建，咸淳中赐额”。智恭，号友山和尚。《卍新纂续藏经·云外云岫禅师语录》有悼东皋友山和尚云：“握空拳建东皋寺，一饭饱多云水僧。身死百年曾未减，数珠牙齿放光明。”智恭颇有诗名，尤喜寒山诗，宋末陈著与之交游唱和，其《本堂集》有诗文曰：[ 陈著，《本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次韵僧云岫寄东皋寺主智恭

闻说东皋絶点埃，笑飞铁锡把山开。何须一面方相识，曾见藕花诗句来。

次韵东皋寺主僧见寄

平地起丛林，工夫岁月深。百吟三教髓，一饭十方心。惯听人传说，闲将梦去寻。书来足自慰，亦是老知音。

跋东皋寺主僧知恭《百吟集》

友山师以倜傥气、潇洒心，栋宇一方风月。地镗鼓钟体包笠既成，付之人而身归花墅湖之廜●[广+蘇]，与云游戏，了无住著。诗，其土苴也。且知平生喜寒山子诗，故其句意多似之。有携其《百吟》求著语者，寒山子诗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师知寒山者也，此心何心，自说且不能说，余又奚赘。试以转于友山，当一点头。辛卯仲冬。

陈著，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官著作郎，出知嘉兴府，忤贾似道，改临安通判。宋亡，隐居四明山中。元大德元年卒，年八十四。根据释智恭喜好寒山诗及其与陈著的交往时间推断，“东皋寺本”或是智恭后继者于元至元年间刊刻。不过，今存“无我慧身本”各部分行款不一，编排稍嫌粗糙，字体亦采纳朱熹建议作大字画，且严格避宋讳，应基本保存了释志南刊本的旧第，无疑仍可视作国清寺系统的代表刊本。

段氏指出“可明”不可能是与陆游往还的“明公”，但推测“明公”就是志南，则显然为妄说。陆游交往的“明公”是天台天封寺僧慧明，《剑南诗稿》、《渭南文集》都有往还文字可证，不赘。

2、高丽、朝鲜刊本之承传

《寒山子诗集》在朝鲜半岛流传有序，并形成独特的寒山诗与宋僧怀深拟寒山诗合编本。怀深（1077－1132），号慈受，故其拟诗题作《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拟诗凡一百四十八首，前署“慈受叟怀深”自述因缘云：“余因老病，结茅洞庭。终日无事，或水边林下，坐石攀条，歌寒山诗，哦拾得偈，适与意会，遂拟其体，成一百四十八首。虽言语拙恶，乏于文彩，庶广先圣慈悲之意。”自述作于“建炎四年二月望日”，时当南北宋之交。慈受拟寒山诗，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即已征引，明祁承[火+業]《澹生堂藏书目》亦有著录，但中土未见与寒山诗合编之本。

根据李钟美博士的研究[ 李钟美，《寒山诗》版本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论文，2001年。]，今存“合编本”《寒山子诗集》以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朝鲜覆刻元本为最早。此本包括《寒山诗》、《丰干、拾得录诗》、《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各一卷。半叶十行，行十六字，四周单边，上下黑鱼尾，版心题“三隐”。《寒山诗》首录闾丘胤序，正文分作五言、七字、三字，卷末记有“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字样，另在释志南《三隐集》记、陆放翁与明老帖之后，录有郭[上“本”下“中”连通]书云：“夫寒山诗者，昔天台国清南老将前太守闾丘采集诗卷重新刊木流通。此本年远不存，元贞间余偶得之于钱塘，谨自重书用以流传。必有慕道之士，一览而深省者，余虽老死丘壑，而志愿终矣。时元贞丙申（1296）圣制日前休子郭[上“本”下“中”连通]焚香敬书。”下附释音，末题“比丘可立募众刊行”。《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卷末则记云：“门人慈觉大师文刚校正，大德辛丑（1301）松坡曹林命工锓梓用广流通，沙门[山＋佥]崖可立劝缘，□□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书末附有朝鲜白光勋（号玉峰，1537－1582）跋文，云“余昔庚午（1570）秋，自关东行脚至金刚山之正阳庵，得斯集于隐溪禅翁”，“余既得之，不可私秘，亦因隐溪禅宿之奖，命工锓梓以寿其传”，“时甲戌（1574）秋七月有吉，淮月轩人谨跋”。根据前述文字记载，此本源出国清寺本，元贞丙申（1296）郭[上“本”下“中”连通]重刊[ 或许只是抄传，并未付诸刊行。]，大德辛丑（1301）释可立募众再刊，朝鲜时期玉峰又据大德本覆刻。

朝鲜“合编本”《寒山子诗集》在东亚地区颇有留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朝鲜断俗寺住持戒澄等醵资刊本，版式与前述朝鲜覆元本全同，似为再刊之本。此本曾经黄丕烈士礼居、陈揆稽瑞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黄丕烈跋语云钱曾与己均有影宋抄本，后五柳主人自都中寄示此本，楮墨古雅，细审为外洋板刻，文字与影宋抄本互异，然惑于“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铺印行”题记，不明何地刊本。陈揆《稽瑞楼书目》题作高丽旧刻，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则著录为明刻本。张元济《四部丛刊》初次印本，即自铁琴铜剑楼假得此本影印，并考订为高丽翻宋本，然民国十八年重印《四部丛刊》，又改换为周叔弢影刻之汲古阁旧藏宋本。韩国中央图书馆、奎章阁，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的几家藏书单位，还藏有多部朝鲜刻本，然亦属此“合编本”系统。

在此“合编本”系统之外，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云尚有朴景亮刻高丽覆宋本：

元时有高丽覆宋本，盖据宋东皋寺本所改行上梓，卷尾题云“嘉议大夫耽罗军民万户府达鲁花赤高丽匡靖大夫都佥议评理上护军朴景亮刊行”。纸质黄纫，宛似元本，而据装成梵夹，又似丽藏。尝抵川越，见喜多院高丽藏，卷尾结衔正与此相符，而彼别有“皇庆三年二月 日”一行，然徧检全帙，不收此集，乃知其非出于丽藏，盖当时景亮为之锓梓，而未及编入者矣。

所谓朴景亮刻高丽覆宋本今已不见，岛田翰所言确否，不得而知。但是，在韩国全罗南道顺天市松广寺，近年新发现一部《天台隐士寒山拾得诗集》[ 韩国中央大学宋日基教授向笔者提示此项信息，并慷慨赐寄其主编的《松广寺佛书展示图录》，谨致谢忱。]。根据该寺文献图录的介绍文字，此集卷首绘寒山与丰干、拾得座谈图画，榜题五言偈语；其次为闾丘胤序，寒山诗分作五言、七言、六言诸体，总计收录313首，其中五言诗287首；再次为《丰干禅师录》并诗、《拾得录》及诗59首；最后是释音。值得注意的是，该集卷末题有“甲寅岁分司大藏都监彫造”字样，分司大藏都监为高丽时期负责《大藏经》雕造的机构，据韩国学者研究，甲寅岁当即高丽高宗41年（1254），正值高丽藏造作完成之时，而此集的字体形式与分司大藏都监同期刊行的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酷似，故可判为分司大藏都监高丽高宗41年（1254）刊本。此本与岛田翰所言是否同为一书，因无缘目验，不敢论定。

3、日本正中本及相关刊本

日本《寒山子诗集》刊本，当以正中二年（1325，元泰定二年）本为最早。此本仅有孤本传世，原为石井光雄氏所藏，日本昭和三十三年（1958）曾影印，原本今藏京都大谷大学。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左右双边，单鱼尾。卷首有闾丘胤序，其次为寒山诗，分作五言、七字、三字和拾遗，卷终题曰“正中岁次旃蒙赤奋若冬十月下澣禅尼宗泽捨仁聊以刊之”。正中本之外，日本又有元和、宽永、正保、延享数次刊刻，学界承袭岛田翰之说，均归为宋宝祐三年（1255）本系统。实际今存正中本并无承袭宝祐本的记载，有关宝祐本的信息来源于宽永刊本。宽永本寒山诗翻刻正中本，有题记为证，但丰干、拾得录与诗，以及释音、释志南《三隐集》记等附录文字，并不见于今正中本，应是采自别本。卷末刊朱熹与南老帖、陆游与明老帖，均手书上板，与“无我慧身本”无异，然两帖中间刊入释行果手书，云“国清南公所刊寒山诗，错误最多，甚不称晦庵先生丁宁流布之意。今以江东漕司本参互校定，重刻之山间。据诗称，五言五百，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则今所存才半耳。宝祐三年乙卯九月旦，住灵鹫山行果谨书”。行果所书为我们提供了江东漕司本和宝祐本的珍贵信息，江东漕司本或与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关，而宝祐本当是日本刊本的祖本。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尚记有建阳慎独斋本，为明正德丙子刊刻，次序与宝祐本同，而版貌紧缩，字字欹仄，若无“正德”木记，妄人则必以为元刻。海内外明本留存甚多，然此本似还未见著录。

四、小结

《寒山子诗集》之宋元刻本，中土大多不传，甚至刊刻信息亦不见于历代公私书目著录，幸赖日本、朝鲜的收藏与翻刻，方为我们保留下了宋国清寺本、东皋寺本、无我慧身本、江东漕司本、宝祐本，元元贞本、大德本，明正德本，以及日本、朝鲜覆刻宋元本的记载，这对于寒山诗集的成书与文本研究具有非凡价值。而更加重要的意义则在于透过这样一部小书的流通，可以看出东亚诸国之间书籍的交流，雕版印刷技术的互动，进而思考东亚文明的大课题。

参考文献

《寒山子诗集》，《四部丛刊》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高丽刊本。

《寒山子诗集》，《四部丛刊》影印建德周氏影宋刻本。

《寒山诗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本，线装书局，2001年。

《宋本寒山诗集》，岛田翰校订，民友社，1905年。

《寒山子诗集》，石井光雄影印家藏日本正中二年刊本，1958年。

《寒山诗》，《和刻本汉诗集成》“唐诗编”第1辑影印日本宽永刊本，汲古书院，1975年。

《寒山诗注》，向楚著，中华书局，2000年。

《寒山诗集版本研究》，陈耀东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日本宫内省藏<寒山诗集>非宋刻本考》，段晓春撰，《中国诗歌研究》，2003年刊。

《<寒山子诗集>版本研究匡补》，段晓春撰，《图书馆论坛》，1996年第1期。

《<寒山诗>版本研究》，李钟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论文，2001年。

《朝鲜本系统<寒山诗>版本源流考》，李钟美撰，《文献》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