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淮

中国古老的文字刻印、捶拓技艺经过一段漫长的演化发展，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的隋唐时期，应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需求，将书本“从一到一”的手工抄写变革为“从一到多”的雕版印刷，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和行业，对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公元八世纪前后，这项技术向东、南亚地区传播，具体通过什么途径传播，代表性人物是谁，现在难以一一考证。但从越南、韩国、日本国现存的雕版印刷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我们可以了解其一二，本文力图将现存中、韩、日的古籍雕版印刷技术作个比较分析，以供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工 序

本文讨论的古籍主要是指古代雕版印刷本。古籍雕版印刷是一种古老而复杂的生产技艺，一但形成产业进行规模生产，就有了一定的行业技术标准。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雕本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也就是说唐代普遍使用，五代时期已经规模生产，到了宋代便形成严格规范和标准。清代康熙年间，朝廷在扬州天宁寺设诗局，刊刻《全唐诗》，主持人是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从他给皇帝的奏折中，我们得知当时对雕版印刷工序的严格要求。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奏折：“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足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写书即写样，是雕版印刷二十多道工序之一，当时缺少写样家，只有选相近者，先培训成家，再担当写样之任务。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四家，刷印装潢一样两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侯钦定。”这是在样稿发给皇帝阅批后，进入刷印工序的奏本，可见选择刷印纸张，确定开本大小，是刷印成书的重要环节，也是必须审核认定的成书标准之一。嘉庆二十五年清宫档案记载：“臣等查武英殿刊刻各部书籍，向于各部书成送交之后，由武英殿先缮写宋字样本一份交原馆校勘，其有缮写错误者签出交回改正后复校无讹后再送武英殿刊刻及刻成版片印出样一份仍交原馆校勘亦俟签出错误修改覆校无讹后，再送交武英殿刷印。……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说明雕版印刷的写样、校勘、刷印程序复杂，要求严格。

清代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官刻、私刻、坊刻都很发达。官刻代表是朝廷在扬州天宁寺设的“扬州诗局”，刊刻了《全唐诗》、《全唐文》等古籍；私刻代表有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他们不惜耗资巨资续刻完朱彝尊的巨著《经义考》，还刊刻了《说文解字》、《广韵》、《字鉴》、《玉篇》诸书，因版刻质量上佳，被称为“马版”。坊刻更是众多，有记载的刻坊就有博古堂、文喜堂、善成堂、藤花榭、道盛堂、达安堂、文盛堂、海陵轩、广泽堂、书业堂、酉山堂、德成堂、一笑轩、艺古堂、同文堂、资善堂、奉孝轩、颂德轩、广陵墨香书屋、测海楼、醉经堂、抱青阁、文英堂、经义斋、秋声馆、二酉堂、广陵聚好斋、宝翰楼、朴存堂、墨宝斋、琅环书屋、维扬堂、受古书店、爱日堂、务本堂、文德堂、文成堂、顾礼堂、文富堂、敦仁堂、述古堂、文苑堂、梓文斋、集益堂、聚盛堂、倪文林斋、邗上文运堂、文奎堂、林敬堂、文雅堂、刻鹄堂、同善堂、述古堂、坊刻零拾、云蓝阁等五十多家。所刻书籍品种繁多，包括通俗小说、唱本、说唱本、剧本，尤其是各种启蒙读物，各家竞相刊刻。上世纪中叶，新的印刷技术不断出现，古老的印刷术被冷落，许多雕版印刷企业倒闭转向，雕版印刷技艺传人失业改行。可庆幸的是在中国仍然有些企业和技工在坚持生产，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经处和德格印经院企业尚存，为数不多的传承人还在。二十一世纪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经上述三地联合申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在中国扬州，传承了一千多年被誉为“活化石”的雕版印刷，其传统的生产工序和技术还完整地保存着，虽然比较烦琐复杂，但基本工序只有二十多道，可分为备料、雕版、刷印、装帧四个大类。现统计如下：

雕版印刷业主要生产工序

类 别 项 目 工 序 基 本 要 求

备料 制板 选材 硬度适中、纹理细滑，不易变形。

锯板 根据书版要求出毛坯板材。

浸沤 去树脂，稳定形态。

干燥 阴干、架空存放通风处自然干燥。

平板 根据要求统一尺寸，平整板面备用。

备纸 选料 麻、藤、榖、竹等

打浆 浸泡，蒸煮，舂臼成浆。

操纸 搅匀，荡料入帘。

晾干 压挤去水，透火焙干。

裁切 裁切过数备用。

备墨 燃松 用松木，去胶香，燃烧。

取烟 分节扫刮，粗烟研细。

配料 胶、香料、药材。

存缸 三冬四夏，臭味散去。

调制 过滤，调适浓淡备用。

雕版 写样 字体标准、统一，抄写清晰、工整。

校正 确保内容无错、漏。

上板 平、薄、实。干燥后擦去纸背底层。

雕刻 运刀干净，角度确当，深度适中。

打样 朱墨刷印，刊校。

修改 改错。内容无误，形式达标。

刷印与套色 刷印 打纸 根据版页尺寸切削刷印纸张。

刷印 墨迹均匀，无落脏、无墨巴、无破损。

套色 调色 根据画面需求调配各种颜色。

打纸 根据版页尺寸切削刷印纸张。

套印 色彩明朗，套位精准。

装帧 分页 按书分页成叠。

折页 依中对折整齐。

数书页 无多页、少页、错页。

齐栏 依栏线找齐，穿纸拈定位。

扣书面 无重面、反面。

切边 统一尺寸、四边平行。

包角 平，实，贴。

打眼 眼孔齐直、穿透书页。

打书根 位置正确、字迹清楚。

订书 走线正确，收线力均（线装书）。

贴签条 位置统一准确。

上函套 册数、册序无错。

注：

1、纸和墨可以外加工或购卖成品或原料。

2、刷印和套色根据所刷印书籍要求选取其一。

3、如有特殊印刷要求可增减或改变程序。 

二、技术

中国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后，逐步向东西方世界传播。在公元八世纪前后，先后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之后又陆续传入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南洋各国及广大地区。这些地区和国家，在学习和传播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中，加入了各自的地域环境和文化特征，引申出不少新的技法，形成了不同的技艺风格。

（一）备料

1、选木

中国：多为梨木和枣木。还有杜梨木、梓木、黄杨木、银杏木、苹果木、杏木、桦木等木，白杨木与乌臼木也时有应用。

韩国：板面的材料为枫树、檀木、沙梨等木，“活闩”的材料一般为容易获得的松树木。（韩国朴相珍：《木板及韩纸的材质分析》）

日本：樱桃等木。(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藏日本《古逸丛书》雕版板片档案)

2、制板

中国：主要分三类，一是宫廷版片（殿刻版），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殿版有二十三万余片，其规格根据2003年清内府遗存书版统计表显示（中国故宫博物院 翁连溪《清府遗存书版考》），殿版的尺寸一般长19—40厘米，宽18—26厘米，厚2.5厘米左右。二是民间版片（坊刻版、私刻版），现藏于浙江南浔和江苏扬州约有四十余万片，根据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馆藏版统计，坊刻私刻版片尺寸大致分三种，大版长32厘米，宽24厘米，厚2厘米左右；中版长28厘米，宽18厘米，厚1.5厘米左右；小版长14厘米，宽12厘米，厚1.2厘米左右。三是寺院版片（经版）。现存中国四川省德格经院的经版，其尺寸规格，大体上可划分为三种：第一种为“箭杆本”(即相当于古代一支箭的长度)，长度在60－70厘米，宽度为7－10厘米；第二种为“肘本”(相当于一般人一肘的长度)，长度在40－50厘米，宽度为7－10厘米；第三种为“短小本”，长度一般在30厘米左右，宽5－6厘米。各种版厚度2－3厘米，顶端都有一个长约10厘米的手柄，以便取放。

韩国：韩国称古籍版片为“儒教木版”。金钟锡先生在《韩国儒教书板的形态与特征》一文中述：“儒教木版的外形基本定型化，都大同小异。……。板面宽55—60㎝、高17—20㎝、厚2—3㎝。加上宽度4㎝左右、高 5㎝左右、长 30—35㎝左右的活闩,重量一般为2‐3㎏。”

日本：日本著名古籍雕版刻工四代木村嘉平所刻《古逸丛书》版片，现存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全书共200卷、26种（现存25种），其木板版面宽37.8—50㎝、高18.8—25.1㎝、厚1.8—2.2㎝。重量一般在1.5—3kg。

3、形制

中国：单面刻和双面刻均有，通常是一页或两页用一块板。经书也有“四页版、六页版、八页版”。宫廷版两边用“槽木”将版片插入其中加以固定，民间版和寺院版一般不用。寺院经版一般狭长，留有“手柄”。

韩国：单面刻和双面刻均有，但版片边缘一般较宽，两边的“槽木”也比较长大。

日本：单面刻双面刻均有，一般两边都有“槽木”，还有比较长的经书“四页版”。

（二）雕版

1、写样

中国：新版用毛笔抄写。仿版用“摹写法”，即照原样临摹抄复。

韩国：用毛笔抄写。

日本：新版一般用毛笔抄写，仿版用“集字”和“西洋写真法”。所谓“集字”，在这里是指在没有较古的底本的情况下，集录宋元旧本中的字体并巧妙地加以拼合，上版刊刻，这样可以使刊出的本子看起来比较接近古本。（日本国文学资料馆陈捷《关于杨守敬与日本刻工木村嘉平交往的考察》）所谓“西洋写真法”即用照相技术。

2、刻刀

中国：刻字常用的刀有3~4种，拳刀、曲刀、雀刀和挑刀。刻图则要用20多种刀，如弯凿、扁凿、圆口凿、平口凿等等。

韩国：有刀口尺寸不等的小刀，平口刀、三角刀和弧口刀。三角刀的斜角一般在45度角，刀柄长度与刀长相近，比例大约4.5：5.5或4：6，小口的刀柄稍长。平口刀柄较长，刀口较小。弧口刀口呈半圆形，刀柄较长，比例大约在3：7。

日本：根据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文艺类纂》中介绍，刻刀有斜口长柄刀和二分至六分不同尺寸的平口凿。

3、技法

中国：刻书执刀主要是“握刀法”，四指合拢握住刀柄，大指压其上，板片平放在工作台桌上，刀力平行作用于板面。刻经执刀主要是“拈刀法”用四指拈刀，抵于掌中，板片斜抱在左臂间，刀力斜作用于板面。有时也辅以“木捶”和“凿”。

韩国：从刀具和工作照片、说明文字看主要是用“刀”和“凿”。两手配合凿出字形，然后再单手刻出细部。执刀方法主要是“拈刀法”。

日本：从刀具和版片看主要是“拈刀法”，也用“刀”和“凿”配合的方法。

（三）印刷

1、工具

中国：刷印工具主要有墨盆、墨板、墨帚、桌台、棕刷。墨盆不需太大，只要能方便墨帚沾墨，可用棒搅和墨水即可。墨板不仅是摆放墨帚之用，更重要的是揉均帚上沾墨之用。桌台要满足三大功能，一是摆放盆、帚、刷等工具，二是固定雕版板片，三是夹存刷印纸张。棕刷是刷印的重要工具，长宽约20—30公分，用木和棕制作而成。

经院工具主要是版架、墨刷和滚筒。版架长方形，与版片大小相仿，斜放在操作者两腿之间，是固定经版板片之用。墨刷基本是方形或长方形，用来在所印经版板面上墨。滚筒是压印经页之用。印经工具通常是两个人配合共同操作。

韩国：刷印工具主要有圆帚、扁帚、用马尾和头发制作的软毛刷等。

日本：刷印工具主要有方形无柄毛刷、长形有柄毛刷和圆形擦拍。

2、技法

中国：宫廷和民间刷印技法，先将版和纸固定于操作台上，然后上墨，填纸，刷印均一人操作。寺院经版刷印，是两人一组，一人负责上墨，一人负责刷印，经版架在上墨人的两腿中间，两人相互配合同时操作。

韩国：在将纸和版片固定在桌台上，然后上墨、填纸再用软毛刷揉刷。

日本：根据工具看应该是在固定了版片和纸后，上墨、填纸再用擦拍揉压。

（四）装帧

1、工具

装帧所用的工具不复杂，主要有切纸刀、剪刀、针，锥子和棒锤，全部靠手工完成，其技术就在手上。

2、技法

装订共有分页、折页、数书页、齐栏(穿纸拈)、扣书面、切书边、包角、打眼（多为四眼或六眼）、打书根、订书（穿线）、贴签条、装函套等12道工序。每一道都有规范要求，装订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书籍美观，阅读方便，提取快捷，保存长久等多个方面。十二道工序中技术核心部分是齐栏，要将200张左右的一叠宣纸书页，在一定的时间内按照栏线对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项工作需要有“舔页”、“撞书”的基本功，全靠十指的配合，不是短期内能够练就的。

三、分析

（一）材质是决定工具和技艺的主因

雕版印刷在确定了生产书籍为目标，并选择了用木质雕版和纸墨刷印的途径后，其所用材质将决定工具和技艺。雕版所用的木材，一般要求材质硬度适中、纹理细滑、不易变形。中韩日虽然同在亚洲，但各地气候不同，所生长的树木也不一样，可用作雕版印刷的木材也不会完全相同，只能各自因地制宜就地选择，在大量的当地材种中选择符合或基本符合上述雕版要求的可用之材。造成用材不同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还有就是符合要求的木材生长期慢，不能满足因社会读书人和读书量增加，而形成的古籍雕版印刷发展的需求，只有在当地寻找相近的材料以充不足。再说各地造纸的材料不同、配方和工艺不同，所造成的纸的厚度、韧性和吸水性不同。这些不同的材质需要相适应的工具来进行作业，以达到刻出适合印刷的版片印出清晰美观的书籍之目的，由此便产生了不同的雕版印刷工具和技艺。这就是各地的雕版印刷技艺，在主体相同基础上又有所不同的重要原因。

（二）版片“槽木”的用途和无用途

关于“槽木”韩国称“活闩”，为什么各地规格大小不一？有的地方用有的地方不用？这要从它的用途和环境来考察。韩国金钟锡先生《韩国儒教书板的形态与特征》一文中所述：“活闩不只是把手，是用来固定，以免板遭变形；印刷工作时，用来把手；保存时，甚至防止版面相接触而造成的磨损；版面中开出的空间，有助于通风。”除此外，还有两个用途，一是将小块板片拼接成大板，起连接固定作用；一是可在“槽木”外沿上标出该版编号，以便查找。从用途中我们知道，需要长时期存放，防止版面翘裂，将小木板拼接成大板，经常提拿搬运才需用“槽木”，如没有上述需要或需要并不强烈，用“槽木”反成为多余和麻烦时，则不一定用之。恰恰在寺院和民间并不需要或需要不强烈，为了多刻快印满足读者需求自然不用“槽木”了，这也许是对有的地方用有的地方不用的最好解释。在刷印书页时，“槽木”一般不下掉，一方面有利于用手提拿、有利于版片定位，特别对是几块小板拼成版片，更是不能将其下掉，“槽木”在这里不仅有提拿定位之用，还有拼合木板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有了“槽木”，在快速刷印时页面的天、地头和左、右边不容易沾墨落脏。

（三）版片规格形制经常受到物质条件制约

关于古籍版片的尺寸规格。早期雕版印刷主要使用于宗教，印刷佛像和经书，装帧方法也经册、卷轴为主，因此选材料用材都比较长大，这是由所印物品的阅读方式所定的。后来，雕版印刷品的用途越来越广，版面的规格丰富起来，但我们从中韩日的用板规格分析，一般都遵循以下两条原则：一是阅读习惯，成书储存、运输、阅读方便；二是材料是否允许，在社会阅读需求量不断增长时期，适合雕版的树木都被伐完，在宫廷时有以次充好和选木性相近的树木代用现象。清初内府对采买书版的要求非常严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武英殿修书档》记载，“所用版材不得混杂，翘裂，肿节，潮湿。梨木惟秋冬收低之时，采买锯版之时，方得平整不翘，一交春夏难免翘湿。”内务府刻书所用书版多为梨木枣木，嘉庆时又重申所购版片，“专用梨枣，非但杨木不可充数，凡一切柔脆版片都不得掺混。”由于木材采办越来越难，到了乾隆年间其它木材也可酌量运用，据乾隆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档案记载：“三十日丁未工部奏刑部咨取应用梨木版片一书，大学士傅恒、张廷玉奉谕旨知道了。刑部刊刻秋审册非书籍可笔，改用椴木版，钦天监刊刻时宪书仍用梨木版，所用书目着工部查核。”因此，在民间用质地相同相近的树木代用便不足为奇了，一些木板尺寸受代用树木新老大小制约便是常事。只要同一本书版的规格相统一便可。

（四）雕刻得深与浅不只是一种因素

有人认为版面所刻深度与木性有关，木版在印刷时是有磨损的，刻浅了容易落脏且印数不多即磨平，刻深了字的强度不够刷印时笔划会断裂。当然有道理，笔者认为还不全面。考察其中韩日的版片，确实材质不同，木质的硬度和韧性不一，版面所刻深浅也不一。特别是中国版片雕得比效深，日本版片雕得比效浅，用中国的纸墨和刷印方法刷印日本版片很容易落脏。我们经过实验发现，字刻得深浅不是一种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一是木材质地因素，二是版面内文字密度因素，三是刷印纸张因素，四是刷印用墨因素，五是刷印工具和方法等因素。当然也有刀具和刻技因素，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刀具和刻技要服从于材质，服从于刷印成书的最终效果。也就是说，刀具和刻技的原初设计和后来改进的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能雕刻出可以刷印成合格书页的版片。而如何雕刻出可以刷印成合格书页的版片，需要有纸张、墨以及刷印技艺的配合，因此刀具和刻技并不是雕刻得深浅的主要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

（五）各种运刀技法具有各自的优势

握刀方法可能与书写习惯有关，硬笔书写文字与拈刀法相近，都是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握笔和刀，而中国古代都是用毛笔书写，执毛笔的方法与握刀法相近，都是用五指立笔和刀。当然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运刀方便，科学地使用了指、腕、肘、臂的肌肉，均衡地分配了着力点。这样既能运刀自如，又能可保持长时间工作。拈刀法也有其长，主要是视线不会遮拦，运刀更加灵活。对于质地效硬的板片以及大面积的“打空”，用“凿”和“捶”比较好的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魏灵公》）。工具是人和工作对象之间的“助手”，当你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种工具时，你也会感觉到它是你肢体的延申，你可以用它随心所欲地作用于你的工作用对象。这里就有了两个交叉点，一个是人与工具，一个是工具与对象。这两个交叉点就是技术点。前者必须符合“人体工程学”基本原理，科学地运用人的肌体，使之运作自然流畅，分力均匀，强度适中，才能将人类肌体功能发挥出来。后者却要符合作力对象的特性，在这里要满足印刷所需的要求，使之吸吐水墨均衡快捷，能承受墨帚、纸刷工作力。显然各种运刀技法体现了上述特点，不同运刀技法均有各自的优势。

（六）不同的木质需用不同的刀具

刀具各国各地都不一样，其用力方法也不一样，中国刀具品种很多，雕刻古籍版片用得最多的刀具是拳刀，这种刀的刀口锋利，刀把与手的结合非常紧密，从人体工程学角度讲，十分符合人的手腕、肘、臂运动特点。韩国日本的平头刀和凿单独用手指的力度是不够的，但配以锤子就不一样了。根据韩国朴相珍、朴炳垡《雕版木材研究》文中介绍，韩国有许多枫木、檀木、柿木等木质较为紧硬的版片，雕刻这样的坚硬木板单独用手指的力度是不够的，加之雕刻一部书不是短期能够完成，其用刀时必须增加外力。日本的樱木木质也是比较紧的，同样大小的版片，樱木要比枣木、梨木重，不同的木质所用的刀也不会一样。中国寺院经版多为桦木，该木质纹理直且明显，材质结构细腻而柔和光滑，质地较软富有弹性，干燥时易开裂翘曲，因而不适宜大面积平板用材，这正合经页狭长要求，同时也决定了寺院经书雕刻刀具的短小特点。

（七）鬃刷、毛刷、滚筒和擦拍的利弊

刷印是雕版印刷的重要工序之一，各地都根据自身特点进行了选择。在填纸后用不同工具在纸背上加压，使墨能均匀地沾吸在纸上。目前有四种方法，一是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采用的用鬃皮裹制的鬃刷，这种刷较长与不软不硬有一定的弹性，刷印时与纸接触面积较大。二是由马尾和头发制作的毛刷，这种刷作用在纸上的压力不大，一般不会擦伤纸背。三是印刷藏经的滚筒，与后来的机械印刷基本相似，它对纸不产生擦力只产生压力。四是用草皮制成的圆形擦拍，它可以垂直敲拍可以平行搓擦，擦拍与纸背硬接触。以上四种方法都根据不同硬度不同吸水性的版片和纸张，刷印出清晰合格的书页，这是雕版印刷者在长期的实践中综合了各地木、纸、墨等多种因素后，创造出来的不同刷印工具和方法，它们都是古籍雕版印刷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雕版印刷技艺中每个细节都有技术研究价值

雕版印刷技艺是人们在一千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创造、发展起来的，凝聚着成千上万个雕版印刷者的聪明才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光辉一页。作为一门科学技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可惜的是在雕版印刷业兴旺时期，人们只重视著书和藏书，不重视雕版印刷技术，没有留下足够的雕版印刷技术著作和资料，给我们恢复和还原历史真实带来不少困难。今天我们在抢救和传承“雕版印刷”非遗文化时，必须重视仅存的技艺和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不放过每一个技术要点和细节。事实上每个细节都有研究价值，如在刷印工序中的“上墨”，只是一个左手和腕的细小动作，但在整理和研究中不可忽视。墨帚沾墨后一般不是直接涂于版面，而是先在墨板上将其所沾的墨揉匀，然后用手腕旋转着墨帚完成上墨动作。这一点看起来是个很小的动作，却是书页刷印出来墨迹是否均匀，笔划是否清晰的关键，许多研究人员重视了右手上的鬃刷，忽视了左手上的墨帚，对页面“豆”“巴”的成因，只解释为雕刻深度和墨的浓淡是不够的。帚上的墨不匀则版上墨不匀，版上墨不匀则纸上墨不匀。再如运刀保持角度，看似手腕用力方向问题，但它决定着印刷效果和印刷数量。其中包涵着不少技术指数：一是木纹的走向与走刀方向，二是保持手腕的力度和运刀的灵活性，三是不同笔划不同运刀角度。这些都细节都有保护和研究价值。

中韩日的雕版印刷基本原理方法一致，尽管有所差异但属同源不同流。各国各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都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创新。笔者认为，我们对雕版印刷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特别是祖祖辈辈长期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并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的东亚地区，有任责共同将这一“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