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扬州是我国汉镜出土的重要地区之一，出土的两汉铜镜数量众多、品类多样、纹饰精美，是中国汉镜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以扬州出土汉代铜镜为例，介绍了汉代铜镜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历程，并简要的分析了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扬州  汉代铜镜  纹饰  铭文  文化内涵

    汉代是我国历史进入大统一时代的第一个盛世，也是扬州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扬州考古发掘证明，扬州是我国汉镜出土的重要地区之一，出土的两汉铜镜数量众多、品类多样、纹饰精美、工艺精湛，铭文丰富，是中国汉镜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土的汉镜是研究两汉时期铜镜艺术以及扬州汉镜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与艺术研究价值，同时也为研究两汉时期扬州铸镜的灿烂历史和解读汉镜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汉代的铜镜类型大致可分为十五大类：（1）蟠螭纹镜；（2）蟠虺纹镜；（3）草叶纹镜；（4）星云镜；（5）连弧纹铭文镜；（6）重圈铭文镜；（7）四乳禽兽纹镜；（8）博局纹镜；（9）多乳禽兽纹镜；（10）连弧纹镜；（11）变形四叶纹镜；（12）神兽镜；（13）画像镜；（14）夔凤纹镜；（15）龙虎纹镜[1]。扬州博物馆目前馆藏汉代铜镜两百余面，各类型铜镜几乎均有收藏。这些铜镜在出土数量、纹饰类型、铭文信息等方面既存在发展中的传承，又有着自身的差异与特点，从中可领略扬州地区汉代铜镜的地域特征、发展历程与其中的文化内涵。

一、扬州出土的汉代铜镜

战国时期，扬州属楚，楚亡属汉。长年征战使得扬州的社会经济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所以战国时期的楚镜在汉初仍然被继续使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汉代铜镜制作迎来了一次大发展，不仅数量更多，使用更为普遍，其制作形式与艺术表现手法上亦有很大的发展。从扬州地区出土的汉镜可看出汉代铜镜的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即：西汉前期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西汉后期到王莽时期和东汉中期及以后。

西汉早期是战国镜和汉镜的交替时期。在扬州考古发掘的西汉早期墓葬中，战国风格铜镜多有发现。例如2001年扬州市郊西湖镇桑蚕砖瓦厂西汉墓出土一件蟠螭铭文镜，半环形兽面纹钮，双龙纹钮座；圈带间铭文“大乐贵富，千秋万岁，宜酒食”；主纹分四组，即变形蟠螭纹缠绕环转，每组以火焰纹间隔，云雷纹衬地；素卷缘。结构严谨，线条清晰，具有典型的战国楚镜风格，为扬州馆藏铜镜中之精品。

“大乐贵富”铭蟠螭镜

2001年扬州市郊西湖镇桑蚕砖瓦厂西汉墓出土

 （直径 23.2厘米    缘厚 0.4 厘米）

1. 汉代早期（西汉前期到中期）流行的铜镜主要有:

（1）草叶镜。圆纽座外有方形铭文带，周围装饰草叶纹，其间饰四乳，连弧形缘，分为有铭文和无铭文两种式样，流行于西汉早、中期。

（2）星云镜。亦称星云百乳镜，连峰式钮，缘为内向连弧纹，钮座外为星云带，其形状似天文星象，故名星云镜，流行于西汉中期。也有人认为此系蟠螭纹的演变。扬州胡场5号汉墓是一座明确纪年的汉代墓葬，出土星云镜一面，同墓出土的汉代木牍明确记载了墓葬的时间为宣帝“本始四年”，属西汉中期墓葬[2]。

星云镜 

四乳蟠螭纹镜

1979年扬州市邗江胡场1号西汉墓出土          扬州蜀岗西张庄出土

 （直径 18.0厘米    缘厚 0.7 厘米）  （直径 13.5厘米   缘厚 0.4 厘米）

（3）连弧纹铭文镜。钮座外为内向连弧纹，外区为铭文带。主要分为日光铭文镜、昭明铭文镜、铜华铭文镜、清洁铭文镜等，流行于西汉中后期。扬州地区出土铜镜中，这类连弧纹铭文镜数量最多、工艺精湛、铭文丰富，从侧面反映出扬州地区在这一时期（西汉中后期）最为鼎盛。此外，别处出土的昭明连弧纹铭文镜基本全为内八连弧，而扬州地区亦出土部分内十二连弧铭文镜，尤为特殊，显示出本地的地域特色。

“昭明”铭连弧纹镜

扬州邗江西湖公社出土

                （直径10.9厘米    缘厚 0.6 厘米）

    在扬州出土的众多连弧纹镜中，以2009年仪征市新城镇长田砖瓦厂五号墓出土的“日有熹”铭瑞兽连弧纹镜最为夺目。此镜座外一周瑞兽纹，分别饰以奔跑的兽与曲蹲的老虎相对、二兽相斗、昂首的兔子，周围填以卷云纹、鸟纹等；瑞兽纹外为内向八连弧纹带，弧间补以八朵相同的花卉纹，之间各夹一篆字铭，合为“同心同心”双铭；其外铭文带“日日有憙（喜），月有富，樂毋（無）有事，宜酒食，居而必安，毋（無）憂患，美人會，芋（竽）瑟侍，心志孉（歡），樂已栽（哉），固常然”。此镜座外内区一周瑞兽纹的设计布局十分独特，异常突出醒目。“同心”铭文饰于连弧纹内，为目前唯一发现。整体布局设计打破常规，尽现出独特、高明之处，为扬州乃至全国同类镜中的罕见。

“日有憙”铭瑞兽连弧纹镜

2009年仪征市新城镇长田砖瓦厂5号墓出土

（直径18   缘厚0.6厘米）

（4）重圈铭文镜。其突出特点是座外以一圈或两圈凸起的宽弦纹将镜背分为两区，两区内均篆以铭文为主题纹饰，造型简约，字体刚劲，给人以简约雄壮之美。

    这一时期的铜镜，逐步形成了四分法的布局方式，主纹突出，地纹逐渐消失，纹饰图案更加简单朴素；铭文的地位更加重要，逐渐成为纹饰的主要组成部分，如连弧纹铭文镜，重圈铭文镜；铜镜的其他形制也有了新的发展，如圆纽取代了战国镜的弦纹钮，柿蒂纹钮座、十二并蒂连珠纹钮座也十分流行，内连弧纹被广泛使用等。

2. 西汉后期到王莽时期，流行的铜镜主要有：

（1）四乳禽兽纹镜。以四乳为基点，采用四分法布局，间饰螭、或虺、或飞禽走兽、或四神等组成主题纹饰，纹饰造型多样，组合丰富，形神生动逼真，艺术水平颇高，彰显出铸镜已达到空前的繁荣程度。至此，以四神为中心，禽鸟、瑞兽这些新的纹饰题材开始出现在铜镜之上，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四菱瑞兽纹镜

 1979年扬州市邗江区胡场2号西汉晚期墓葬出土

（直径18.8、缘厚0.7厘米）

    1979年扬州市邗江区西湖公社胡场2号墓出土一面四菱瑞兽纹镜[3]，八叶柿蒂纹钮座，内区篆书铭文为“内而青（清）而以而昭而明而，光而象而夫而日而月而之而光而兮而”；外区饰瑞兽纹带，以少见的四个菱形图案分隔为四区，间饰青龙、白虎、奔鹿、山羊、蟾蜍以及各种瑞兽。此镜中瑞兽造型奇特，神态夸张，以少见的八叶柿蒂纹为钮座，又以少见的菱形纹替代四乳钉分隔主纹，目前发现这是其他地区汉镜中未见的特殊品种，尤显珍贵。同墓葬出土了西汉晚期的磨轮五铢，判断该墓时代当属西汉晚期。

    （2）博局纹镜。博局镜的主要特征是在其纹饰中间，有规则地饰着3个符号，国外学者依其形状像英文字母“TLV”，故称为“TLV镜”。于博局纹的意义，一般认为是与六博图纹有关。博局镜是汉镜发展中流行时间最长、最为华美精巧的一类铜镜，在王莽时期尤为盛行。这类铜镜在扬州地区出土数量众多，异常精美。

西王母羽人博局镜

“铜华”铭四神博局镜

1984年扬州市平山养殖场5号新莽墓出土    扬州市城北公社新民生产队出土

（直径18.厘米  缘厚0.5厘米）        （直径18.7厘米 缘厚0.6厘米）

（3）多乳禽兽纹镜。采用环绕式的装饰手法，在主纹饰区平均分布或五乳或六乳或七乳，再在其间刻画出各种生动形象的飞禽瑞兽形象，以写真手法描绘得活泼传神、生动逼真。装饰纹样认真规矩、疏密得当。常有含义丰富的铭文带装饰，镜缘也十分精美。扬州胥浦101号汉墓是一座明确纪年的汉代墓葬，出土五乳羽人禽兽纹镜一面，同墓出土的汉代简牍“先令券书”明确记载了墓葬的时间为平帝“元始五年”，属西汉晚期墓葬[4]。

五乳羽人禽兽纹镜

仪征市胥浦101号西汉墓出土

（直径11.6厘米   缘厚0.4厘米）

五乳螭纹镜

扬州市城北乡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出土

（直径15.9厘米   缘厚0.5厘米)

扬州市城北乡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出土一面五乳五螭纹镜，主纹以五乳与五螭纹相间环绕，锯齿纹和三折水波纹缘。此镜线条宛转流畅，质地精纯，品相上佳，特别是仅以螭纹作为多乳禽兽纹镜类的主题纹饰十分少见，三折水波纹镜缘也十分别致，显示出此面铜镜的不拘一格。

    这一时期铜镜上的铭文内容更加丰富，排列灵活。“尚方”铭、“善铜”铭、“佳镜”铭、“桼言”铭、纪氏铭等铜镜在扬州地区均有出土。从这些铭文信息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祈求吉祥以及神仙思想的人生观，亦可以了解到关于当时铸镜产地、工匠等的一些历史信息，从中反映出此时铜镜生产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用更加广泛。

这个时期的铜镜不仅纹饰精美，而且注重镜缘的装饰，一改前期多素缘的形式。双线波折缘、三角锯齿纹缘、卷云纹缘、甚至各型瑞兽纹缘都有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更加精美绝伦。

3. 汉代晚期（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的铜镜主要有:

（1）连弧纹镜。柿蒂形纽座，常间饰以“长宜子孙”字铭，以内向连弧纹为主要装饰，流行于东汉中晚期。

（2）神兽镜。采用高浮雕手法表现出龙、虎、瑞兽、神仙等题材，可分为重列式神兽镜、环绕式神兽镜等，使铜镜纹样装饰进入一个新阶段。此类镜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的南方地区。

    （3）画像镜。其装饰多为浮雕的人物、车马、歌舞、龙虎、瑞兽等题材，流行于东汉中、晚期。1973年扬州邗江出土一面瑞兽画像镜，主纹以四乳钉分隔四区，饰以高浮雕的四瑞兽：垂鼻长牙的大象、伏地的老虎、回首张望的独角兽、俯首吃草的鹿；外围一周阳文篆书铭文“王氏作竟（镜）真大工，上有山（仙）人不知老。食饮玉泉饥食枣兮”。此镜造型端庄凝重，纹饰饱满，工艺考究，特别是大象造型颇为稀有，为画像镜中十分珍贵的精品。

“王氏”铭瑞兽纹画像镜

1973年邗江县西湖公社槐柳大队槐中生产队出土

   （直径18.4厘米   缘厚0.7厘米）

（4）龙虎纹镜。此类镜的特点是镜钮厚大，占据中心十分突出的地位，主题纹饰主要是圆雕的龙虎或龙纹，可分为龙虎对峙镜、盘龙镜等。

龙虎纹镜

高邮市送桥公社张度生产队出土

（直径11.7厘米   缘厚0.7厘米）

    这一时期的铜镜的最突出特点是开创性的采用了高浮雕式的手法，主题纹饰隆起突出，高低起伏，从而使整个视觉效果更具立体性，更加活泼生动。在纹饰布局上，东汉中期以后的铜镜也突破了以往“钮中心”的纹样设计，出现了“轴对称”式的新风格，如龙虎镜等。纪年、纪氏、纪地铭辞更为盛行，祈求升官、家族兴旺及神仙思想内容的铭文普遍。

二、汉代铜镜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

    随着铜镜铸造业的发展，两汉时期铜镜迅速走向平民化，成为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因而其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

首先，到了汉代，铭文已逐渐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吉祥语为主的铭文开始在西汉早期的铜镜上流行，如“家常贵富”、“长乐未央”等，表现出当时人们祈求吉祥享乐的愿望；“久不相见，长毋相忘”等具有浓郁“相思文化”的铜镜在西汉早期也大量的出现与流播，反映出当时频繁的战事与繁重的“劳役”、“兵役”生活造成了人民大规模的辗转迁徙，导致无数家庭被迫离散的相思愁苦。之后，铭文的长度逐渐增长，表现的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如“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兮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洁清白而事君，志污之合明，光玄锡流泽忘美而不已”，表现出当时人们内心崇尚清白高尚的心境。汉朝后期，“位至三公”、“长宜高官”等铭文盛行，显示出当时人们期盼家族兴旺，官财亨通的内心愿望。因此说，小小的铜镜在当时不仅能反映出人们的容貌，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人的心声。

“君忘忘”铭连弧纹镜

1988年8月扬州市邗江区姚庄102号西汉晚期墓葬出土

（直径17.4厘米  缘厚0.7厘米）

1988年扬州邗江姚庄102号汉墓出土一面铭文“君忘忘”铭连弧纹镜[5]，品相完好，篆有铭文：“君忘（芒）忘（芒）而失志兮，愛使心臾耆，臾不可盡行，心污（紆）結而獨愁，眀（明）知非不可處，志所驩（歡）不能已”。此镜铭文较长，表达出镜主人哀叹不得志而身心俱疲，内心痛楚无处倾诉的愁苦。其文读来荡气回肠，在汉代铭文镜中不愧为上佳之作。

其次，两汉是我国道教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是由先秦时期的道家学说发展而来的，祈求长生不老，祈盼升天成仙，这是人类最早、最突出、最普遍的愿望。铜镜作为当时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日用品，自然也就对当时盛行的道家学说有所反映。道教对铜镜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神仙思想全面向铜镜的纹饰、铭文中渗透。

在汉代的四神镜、神兽镜、博局镜、画像镜上多有羽人的形象。羽人即是汉人头脑中的仙人，他是道教形成期关于神仙世界的主观臆想，是道家所追求和宣传的超越时空、能够长生不老的人。东汉王充《论衡•无形篇》记载：“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

扬州出土汉代铜镜中形象各异的羽人

此外，在汉镜中还出现了许多神仙人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西王母。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体系中极其古老的神袛之一，至东汉中期最终定型为宗教活动崇拜的主神，而对其的崇拜实则源于谶纬学说。

虽然对于西王母的崇拜很早就存在，但就汉代来说，其发展却有起有落。据日本学者冈村秀典研究，大约从西汉末起，在铜镜纹饰、器物花纹和画像砖中，西王母的图像开始大量出现。扬州地区已发现西王母铜镜5面，尤其是两面西汉时期的西王母铜镜，是关于西王母形象目前有报导的发现最早的铜镜实物，对于研究两汉思想风俗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填补了西汉出土此类文物的空白。

西王母不但掌握着长生不死之术，而且还能制造不死之药，在扬州出土的铜镜中，西王母分别与一只玉兔捣药，或两只玉兔捣药和两个羽人捣药组合在一个镜纹中[6]。《乐府诗集》三四《相如歌辞•董逃行》记载：“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可知玉兔捣的药，名为虾蟆丸，是长生之药。玉兔和羽人专门为西王母捣长生不老仙药而服务，都是仙药的制造者。这些西王母铜镜表现出汉代人们希望通过祈求西王母赐不死仙药而能获长生。

对道家所追求的神仙世界反映更直接更具体的是博局镜、画像镜、神兽镜等铜镜上的铭文。如“尚方做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食玉英，饮澧泉，上大山，见神人”。这些铭文不仅仅告诉人们仙人的理想生活，而且也昭示了成为仙人的途径。

    1975年仪征龙河凌东大队高山生产队出土东汉杜氏铭西王母瑞兽画像纹镜，主纹以五个乳钉分成五区，其中一区饰西王母和玉女，人物旁边分别有竖行、横行的阳文“西王母”、“玉女”榜题；其逆时针方向纹饰依次为一对捣药玉兔、骑瑞兽的羽人、骑奔马的羽人和一对捣药的羽人。主纹向外为阳文隶书铭文“杜氏作珍奇镜兮，世之未有兮，湅五解之英华毕毕而无极兮，上西王母与玉女，宜孙保子兮，得所欲，吏人服之曾官秩，白衣服之金财足，与天无极兮”。画纹带缘，其上饰以青龙、白虎、朱雀、双鱼、大象、羽人等，极其精美。将仙人的生活场景淋淋尽致的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唯美的画面与深刻的铭文，将人们对神仙世界的企慕与现实世界的热情追求有机地融会在一面面小小的铜镜里，对后代铜镜文化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道教文化中的瑰宝，也是研究中国道教发展史最直接的史料。

“杜氏”铭西王母玉女画像镜

1975年仪征龙河凌东大队高山生产队出土

（直径15.1厘米  缘厚0.6厘米）

总之，汉镜不仅式样丰富，工艺精巧，而且其纹饰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文化内涵，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之珍品，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孔祥星、刘一曼. 中国古代铜镜[M].1984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2.王勤金、吴炜、张容生等. 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J].文物,1981年11期

3.王勤金、印志华、徐良玉、古健.扬州邗江胡场汉墓[J].文物,1980年03期

4.王勤金、吴炜、徐良玉、印志华.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J]文物, 1987    年01期

5.印志华. 江苏邗江县姚庄102号汉墓[J].文物,2000年04期

6.刘勤、周长源. 初探扬州出土的两汉西王母铜镜[J].艺术市场,2005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