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体系中极其古老的神袛之一，至东汉中期最终确定了主神地位。本文通过对扬州地区出土的五面铜镜进行分析，确定西王母铜镜出现的时间应为西汉中期，且不同区域出土的西王母铜镜风格既互相影响，又有区域特色。

关键词：扬州出土  汉代  西王母铜镜  研究

        一、西王母题材的风俗与文化概要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体系中极其古老的神袛之一，闻一多先生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总先妣”。对于它的信仰和崇拜最晚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至东汉中期最终定型为宗教活动崇拜的主神﹝1﹞。而其形象也由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暠然白首”逐渐转变为“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2﹞。

        虽然对于西王母的崇拜很早就存在，但就汉代来说，其发展却有起有落。据日本学者冈村秀典研究，大约从西汉末起，在铜镜纹饰、器物花纹和画像砖中，西王母的图像开始大量出现﹝3﹞。虽然学界普遍认为从西汉末年起，西王母崇拜始盛，但查阅各类图录，铜镜所收有西王母像者，皆为东汉以后。而各学者撰文中，对于西王母崇拜的时代背景，也往往笼统地称“汉代”，而不细分西汉、新莽和东汉。

        西王母至东汉中期最终确立了其主神的地位，此有赖于张角所创道教之宣扬。然道教创立之前，对西王母的崇拜又是由何种力量所致，这须得纵观整个汉代思想史。

        汉初黄老盛行，然黄老所主张实与东汉道教迥异，其内核有部分为法家刑名之学，是所谓“汉承秦制”之所然。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思想被削弱，经学、礼教之风始行。然而武帝三十九年之征战，使得民生凋敝，矛盾凸显。其间，淮南王刘安所编《淮南子》一书，以庄解老，将黄老之治国思想引向了消极避世和个人养生，在汉代开启了求仙问道之风。

        真正使求仙问道思想风行的，是汉末谶纬学说的流行。哀平时期，社会矛盾激化，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方士”化的儒生作为谶纬思想的传播者，使之泛滥。其中就包括星象、数图、求仙、炼药之说。《诗纬》及《河图》中就有好些对神仙方术的描述，关于西王母的记载亦复不少﹝4﹞。

        而至王莽，其利用谶语夺权，立新朝。其后利用谶纬之语起义者，更盛矣。

        要之，两汉西王母之崇拜实则源于谶纬学说，大约自哀平始，而至东汉被道教所吸收，风行一时。此实则为国力衰弱、社会动荡时造神运动的产物，源于民间，终为官方所认可。

        因而，扬州地区出土的西汉西王母题材铜镜，其对于研究两汉思想风俗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填补了出土西汉铜镜此类文物的空白，成为历史及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证据。

二、五面西王母铜镜介绍

        2005年，刘勤与周长源合撰发表《初探扬州出土的两汉西王母铜镜》一文后﹝5﹞，在整理出版《仪征馆藏铜镜》时又欣喜发现一面。2012年我们在整理扬州博物馆馆藏汉镜，拓片时，又惊喜的发现一面，使扬州出土西王母题材铜镜又有新的品种增加，其数量增至五面，分别介绍如下：

       （1）.西汉西王母玉兔博局纹镜

        直径8厘米。仪征汉墓出土。

        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双线方格。主纹以博局纹、四方八极分隔成四组图案。其中一组左右侧分别饰头发戴胜的西王母与捣药玉兔、两组为同向飞翔的凤鸟、还有一组为站立的凤鸟与羽人。主纹之外饰细弦纹与短斜线纹。素宽缘。

       （2）.西汉西王母玉兔博局纹镜

        直径11.6厘米。1999年仪征市胥浦先进村汉墓出土。

        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双线方格。主纹以博局纹、四个圆圈和四方八极分隔成四组图案。其中，一组右侧饰西王母。西王母头发戴胜，衣领交叉，席地而坐，左侧一只玉兔面向西王母举杵朝臼捣药。另外三组图像分别饰以玉兔与凤鸟，站立的凤鸟与飞翔的凤鸟以及瑞兽与作持物状的羽人。其空间补以云气纹或地草纹。主纹之外分别饰双线弦纹和云雷纹。素边宽缘。

       （3）、新莽西王母羽人博局纹镜

        直径17.8厘米。1974年扬州东风砖瓦厂M7汉墓出土。

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其外饰三线方格。之中一方格内饰斜短线纹。主纹以博局纹、四圆圈和四方八极分隔成四组图案。其中一组正中饰西王母。她头发上戴胜，席地跪坐。其右上方饰羽人手捧一支三头灵芝，面向西王母。其右下方饰玄武图案。其左饰一虎。另一组以一兽与豹组合。又一组左右以怪兽各一与正中飞鸟组合。还有一组以羽人戏蛇组合。四组图案空隙处补以云气纹。素边宽缘。

       （4）.新莽西王母羽人博局纹镜

        直径18.5厘米。1984年扬州西郊蜀岗大队五号新莽墓出土

        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在两个方格之间夹饰卷云纹和几何纹。主纹以博局纹、四乳和四方八极，分隔成四组图案。其中一组右侧饰西王母。她头发戴胜，衣领交叉，双手相拱,席地端坐，左侧一羽人面向西王母而跪。一组为一羽人作行走状,转颈而视一侧起飞的凤鸟，一组为回首猛虎看惊跑的一只羊。另外一组为一只瑞兽和一只瑞兽相视。四组图案空隙处补以云气纹或地草纹。外区以卷云纹与菱形纹组合，以及短斜线纹各一周。镜缘以两周凸弦线间饰凹面双线锯齿加珠纹一周组合。

       （5）.东汉杜氏铭西王母玉女画像纹镜

        直径15.1厘米。1975年仪征龙河凌东大队高山生产队出土。

        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主纹以五个乳丁分成五个区，构成五组不同的花纹图案。主纹为西王母和玉女,她们旁边分别竖行、横行阳文“西王母”、“玉女”榜题。西王母头戴胜,衣领交叉,双手相接,席地而坐,右侧玉女亦衣领交叉,长跪侍待。向右旋转,第二组纹饰为两只玉兔相对而跪,各自持杵,面对一臼先后捣药。第三组纹饰为一羽人骑着奔跑的瑞兽。第四组纹饰为一羽人骑疾驰的奔马。第五组纹饰为两羽人各自持杵,面对同一臼先后捣药。其阳文隶书铭文为“杜氏作珍奇镜兮,世之未有兮,湅五斛之英华，毕毕而无极兮,上西王母与玉女,宜孙保子兮,得所欲，吏人服之曾官秩，白衣服之金财足,与天无极兮。”铭文外饰斜短直线纹一周，镜缘内凹分别饰锯齿纹和各种动物与羽人组成的纹饰各一周，其中动物有龙、虎、凤鸟、象和水产鱼以及羽人等。

        三、关于镜铭“西王母”、镜纹玉兔捣药和羽人捣药。

        神话传说是中国汉代铜镜的一个重要题材，扬州出土的东汉“西王母”榜题铜镜即是证明。关于榜题“西王母”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胜”是何样？从考古实物来看，以汉代的遗物为早。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画像石中，刻有“玉胜”图样，以圆形为中心，上下有作梯形的两翼，圆心有孔，对称两胜以“杖”连接，横贯于头发上﹝6﹞。山东沂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就是戴着这样的胜。而扬州出土五面铜镜中的神仙又均戴着这样造型的胜。“胜”是何物？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胜，妇人之首饰也，汉代谓之花胜。在这里，“花”与“华”通用，颜师古认为妇女佩戴上华胜，容貌可以锦上添花，胜人一筹，故“华胜”又名“花胜”。”山东汉代画像石上刻有“玉胜”，而扬州有玉胜实物出土。1985年扬州市邗江甘泉姚庄101号西汉墓（7）和1996年扬州市邗江西湖湖场14号汉墓均出土过串饰之一玉质方胜，证明西汉时期广陵（扬州）“胜”风盛行，当时戴胜，是有“吉祥”寓意。扬州出土的五面铜镜中神仙亦均戴“胜”，成了识别西王母的重要标志，这与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五面铜镜中神秘的“神仙”都是西王母。

       西王母不但掌握着长生不死之术，而且还能制造不死之药，在扬州出土的铜镜中，西王母分别与一只玉兔捣药，或两只玉兔捣药和两个羽人捣药组合在一个镜纹中。《乐府诗集》三四《相如歌辞•董逃行》记载：“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可知玉兔捣的药，名为虾蟆丸，是长生之药。玉兔和羽人专门为西王母捣长生不老仙药服务，都是仙药的制造者。这表现出汉代人们希望通过祈求西王母赐不死仙药而能获长生，对西王母的崇拜，尽现在铜镜的纹饰之中。

       至于镜中的羽人，东汉王充《论衡•无形篇》记载：“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同书《道虚篇》记载：“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陛，乃可谓升天”。总之仙人均有两翼，故曰羽人。扬州西王母镜中的羽人，即是生有羽翼的仙人。羽人捣药，即是仙人捣药。玉兔和羽人都是西王母的侍者，所以镜中西王母与“玉兔捣药”、“羽人”、“羽人捣药”是互相联系的，构成整体画面，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历史神话故事。西王母与玉兔捣药，或与羽人和羽人捣药纹饰，或被单独运用，或被结合运用于扬州出土的铜镜纹饰之中，从西汉、新莽，直至东汉，一直沿用数百年，已成为一种“祥瑞”、“吉意”的表征图案，含义丰富，深受人们的普遍喜爱。这表明汉代人们对西王母的敬重信仰，把她视作长生不老的象征，也是人们对“长生不老”、“升天得道”、“羽化升仙”的企盼，这与当时道教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对西王母博局纹镜的新认识

       扬州出土的这五面镜中神仙都是端坐，头发戴胜，仪态端庄，与文献记载中描述的西王母相符。再从镜中一兔持杵捣药，或二兔持杵捣药，二羽人举杵捣药来看，正与当时人们祈求西王母赐神仙药，求长生的升仙思想相符。其中有四面铜镜虽未榜题“西王母”，但与一面榜题“西王母”相比，其西王母形象和首饰都相同。综合判断，我们认为前四面未榜题“西王母”镜中“神仙”就是西王母。在博局纹镜类西王母题材中，为了细分和区别品种，我们以四方八区之一组一区内的主纹左右，或右左，或左中右纹饰来定名，将第一面和第二面镜定名为“西王母玉兔博局纹镜”，第三面和第四面镜定名为“西王母羽人博局纹镜”为宜，而第五面镜定名为“杜氏铭西王母玉女画像纹镜”为好。      

       扬州出土的这五面铜镜，虽尺寸不一，补助纹饰不同，但皆以西王母为主题纹饰是相同的。其时代细分亦各有先后，第一、第二面为西汉。第三、第四面为新莽，第五面为东汉。这似乎可看出汉代以西王母为题材的铜镜从始现、发展到繁荣一个顺序发展过程。即从尺寸小到尺寸大。就其纹饰看，由线条简练到繁缛。从无铭文到有“杜氏作珍奇镜”铭文。从无榜题到有榜题“西王母”，直到东汉分别榜题，出现西王母与东王公处于同一个镜图中。从单一玉兔到成双玉兔捣药。从玉兔捣药到羽人捣药。镜从素缘到装饰繁杂的宽缘。就其纹饰技法来说，亦有明显的区别变化。西汉、新莽时期由线条式做法过渡到东汉浮雕式的技法，是断代的分水岭，正如孔祥星先生精辟地论述：“使纹饰的视觉效果由线条式的平面变化为半立体状，开创了后代铜镜高圆浮雕的制作手法”﹝8﹞。我们似乎看到了以西王母为题材铜镜发展的这一必然规律，也看到了一种突破前人的束缚，开创半立体感效果的特殊新面貌。

       现从扬州这几面铜镜的出土，可以断定以西王母为主题纹饰，现于西汉中晚期，见于博局纹镜类，也正与其始现时期相符。它们出土于广陵 (扬州),先是由线条手法的西王母玉兔博局纹镜开始，后再演变到以浮雕手法的神兽纹镜类和画像纹镜类,至东汉以后才在长江流域及我国南方浙江地区广泛流行。由此我们认为扬州出土的西王母玉兔博局纹镜应早于新莽西王母羽人博局纹镜,亦早于东汉西王母与东王公并立的神兽纹镜类,更早于东汉西王母画像纹镜类。它无疑填补了我国西汉镜中空白品种，影响到以后的神兽纹镜类和画像纹镜类,为其开创、发展和流行开启了先例,奠定了良好基础。

       扬州出土的西汉、新莽西王母铜镜的风格，有别于浙江、洛阳和湖北鄂城出土的东汉神兽纹镜类和画像纹镜类。王士伦先生在《浙江出土铜镜》序言中述及“在画像镜中，绝大部分是神仙画像镜，并多为西王母画像镜，不过有些镜子未铸‘西王母’题榜。西王母画像又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西王母车马画像镜，一类是西王母群仙画像镜，一类是西王母瑞兽画像镜”。又论述到“在画像产生以前，已有‘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之类的铭文，可是明确把西王母，东王公作为主题纹饰，却是首先见于画像镜，把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作为纹饰的题材，也是画像镜开创的先例”﹝9﹞。西汉、新莽四面西王母题材镜于扬州出土，改变了过去以上观点，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它开创的先例并不是“首先见于画像镜……”扬州出土的实物证明应是见于博局纹镜类。它比画像镜时间提早了，由东汉时期提前到新莽、西汉时期。像这样同类博局纹镜，不同纹饰品种，又处于两汉不同时期，可以窥见它们在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延续性和演变过程。为研究铜镜先由单一西王母题材的始现、发展到繁荣，直至后来演变到西王母和东王公题材的神兽纹镜类、画像纹镜类，从中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新脉络。

       扬州出土的五面汉代西王母的铜镜纹饰皆不相同，又各具特色：

       第一和第二面镜子饰西王母与玉兔捣药纹，线条精炼又灵动，仅仅以九根精细灵动的线条，就勾勒出西王母席地端坐，面对玉兔举杵认真捣药那种精准的轮廓，逼真的造型，生动的神态和活现的动态，形成一种风格，可谓形神兼备，设计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具有很强的造型概括本领，才能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水准。

       第二面镜子不仅有独特的西王母题材，而且惟有装饰与众不同的云雷纹（有人叫回纹）一周，在我国西汉镜中独树一帜。因为常见西汉博局纹镜主纹之外为短斜线纹，今见此种装饰特殊，面貌焕然一新，这是扬州出土博局纹镜类，区别于其它地区镜类，与众不同，堪称奇品。

       第三面新莽西王母羽人博局纹镜颇具特点：留有星星点点和一大斑块状的鎏金痕迹。鎏金剥脱虽然严重，但在目前我国西王母博局纹镜类中，是所见特种工艺鎏金的唯一品种。镜中少见的羽人戏蛇图案纹饰，加之西王母处于镜纹一方正中位置，既小又不显突出，与扬州及我国同类镜西王母纹饰的布局，亦不相同，更凸显示它在装饰工艺与纹饰布局上的独特之处，实物稀见。它于墓葬中出土，表明墓主人生前富有和品味较高，其研究价值更高。

       第四面镜拓本刊在《中国铜镜图典》中，这样描述：“神仙端坐，头顶饰物，甚为特殊，为博局镜中未见的图形”（10）可见存世稀少，唯有独特的风格。加之，主纹之外饰以卷云纹与菱形纹组合一周，在全国同类镜纹中难见，又颇具特色和地域风格。

       第五面“杜氏”铭西王母玉女画像纹镜，以西王母、玉女、玉兔、羽人为主，补以瑞兽，以浮雕技法，并和边饰块面装饰结合。边饰时横时竖，朝向时左时右，生动逼真，充满活力。虽小，却很精致。笔者对照《中国铜镜图典》似乎未现五十八字铭文“杜氏作珍奇镜”。在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俞伟超先生撰写的序中写道：“……而在已经著录的绍兴镜中，只有一面‘杜氏作珍奇镜’是这种风格，但其中仍有‘西王母’像（《绍兴》图50）”﹝11﹞。笔者因未见到镜子照片或拓片，不知此镜是否与扬州博物馆藏品即本文中第五面镜的尺寸、纹饰和风格相同或相近，但可以肯定这种镜子我国发现数量极少，弥足珍贵。

       这五面铜镜主题纹饰分别为西王母和玉兔捣药；或西王母和羽人；或西王母、玉女和羽人、玉兔组成的图案。共同点值得注意的是只见西王母，而不见东王公，则引起我们的深思。

       西汉西王母博局纹镜除仪征博物馆藏两面和扬州博物馆藏两面之外，全国还有1956年出土，由上海文管会收购入藏，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的一面王莽‘始建国二年’铭西王母博局纹镜﹝12﹞，直径15.8厘米，裂为三块。据陈学斌先生撰文介绍：“此镜圆形、圆钮七乳钉环绕钮均匀排列，间饰涡状纹及篆书‘宜子孙’三字铭，双轮弦线外简化博局纹及四乳钉将中区划为四区，分别配置：羽人骑兽、神人戏兽、独角兽与鸟、西王母与玉兔捣药的图案，镜缘为篆体铭文一周：……”笔者目前发现这是西王母博局纹镜有明确纪年的唯一标准器。从它主纹布局繁缛，缘饰复杂、铭文长和尺寸又大等综合来看，无疑稍晚于扬州仪征出土的两面西汉西王母玉兔博局纹镜。除此之外，上海陈学斌先生收藏一面西王母羽人博局纹镜﹝13﹞，时代定为新莽，它与扬州博物馆收藏新莽西王母羽人博局纹镜相比，纹饰相似，风格相同，疑从扬州流失至上海。

       我们最新获悉《莹质神工•光耀阳羡—宜兴民间收藏铜镜精品集》42和54图录中，共有两面西汉“四乳四虺镜”和“四乳神人禽兽镜”，均饰西王母，皆属四乳禽兽纹镜类。他们区别于扬州所出西王母博局纹镜类。对比扬州所出品种和纹饰各异，似乎又是一地风格，亦属少见，又显重要。他们是民间收藏品，出土地点不明，实为遗憾。由此可见，西汉镜装饰西王母题材的品种既现于博局纹镜类，又现于四乳禽兽纹镜类，这是目前发现我国时代较早的不同两个镜类，又增加了不同两面新品种，为研究西汉铜镜西王母的起源、传播和铜镜的产地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1994年邗江杨庙乡昌颉村出土的西汉贴金箔彩绘西王母云气纹五子漆奁，通高15.5厘米，直径22.5厘米，为夹紵胎。贴以西王母、羽人、孔雀、锦鸡和流云山水金箔刻划图案﹝14﹞。其中端坐的西王母头发上戴“胜”，与扬州出土汉镜上西王母头饰相同，可以互证西王母题材不只现于扬州出土的西王母铜镜类博局纹饰上，也现装饰于扬州墓葬出土的西汉漆器类图案中，而并非是铜镜孤类，也并非是铜镜孤例，实物充分证明西汉中期以后，西王母题材已经在扬州多类多种器物上广泛地得到运用和流传，反映出当时崇尚仙道的一种社会思潮。

       （五）结束语

       时代较早的西王母题材镜，至今发现可谓凤毛麟角。就出土的西汉镜而言，似乎只见于扬州地区。由此证明它起源于西汉，发展于新莽，至东汉时期才十分兴盛，开始流行于浙江一带。浙江出土东汉西王母画像纹镜质高量多，尺寸有大，人物略呈扁平状，又颇具浙江地方特色，比扬州出土的西王母镜时代要晚，其风格也迥然不同。扬州出土的西王母镜纹饰如此精细、线条如此秀美、构图如此新颖、铸造如此精良，其中西汉、新莽镜风略有别于浙江、洛阳（15）和湖北鄂城出土的东汉神兽纹镜类和画像纹镜类。西汉初刘濞被封为吴王，吴国封地范围广大，也包括吴郡，即今天的浙江北地区。至今未见浙江出土西汉、新莽西王母题材镜，而多见东汉西王母、东王公题材镜，推测浙江东汉镜西王母、东王公题材可能受到西汉广陵镜的影响或传承。

       我们发现扬州出土的两汉镜西王母头发上均戴胜，而在孔祥星先生《中国铜镜图典》中浙江绍兴东汉墓出土的“神人龙虎画像镜”以及浙江绍兴出土的画像镜类，西王母头发上有未戴胜。又发现《故宫收藏铜镜》中﹝16﹞有一面镜子定为“东汉渔猎博局纹镜”中西王母亦未戴胜，遗憾的是其出土地点不详。另外，在汉画像石中亦发现西王母头发上有戴胜与不戴胜之区别。如陕西绥德四十里铺汉墓和山东滕州西户口东汉延光元年（122年）以及滕州大郭祠堂画像石上西王母头发上也都突出戴胜。但也有陕西米脂墓和江苏睢宁张宇墓画像石中西王母不戴胜，而戴冠。目前我国汉代铜镜在不同地区、相同质地、相同西王母题材上，为何出现戴胜与不戴胜，两种不同现象，是因为地域文化的特色，还是铜镜的早晚时代、不同时期风格、或是不同产地特点，目前由于西汉西王母题材铜镜发现极少，所以有待于今后更多实物的出土，再进一步探讨。

       综观扬州出土的汉代西王母铜镜具有个性，凸现独创性，且地域文化风格和特色，尤为突出。它的出土，增加了新的实物品种，填补了汉代铜镜的空白，改变了过去对开创西王母题材镜的认识，开拓了新的视野，充分显示汉代扬州铸镜的重要地位，不但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而且学术研究价值更为重要。扬州出土的西王母铜镜对浙江铸镜的影响和西王母的神话故事镜的传播和发展都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1） 张勤《西王母原相初探—兼论“戴胜”之原意》，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1期。

（2） 《汉武帝内传》，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3） 转引自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政治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

（4）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5） 刘勤、周长源《初探扬州出土的西汉西王母铜镜》，《艺术市场》2005年8期

（6） 张道一、保彬《古代首饰》，内部参考资料1974年

（7） 印志华、李则斌《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2期。

（8）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P111

（9） 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序言 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

（10）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P303

（11） 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俞伟超序，文物出版社。

（12） 陈学斌《始建国二年西王母博局镜》，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22日7版；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P313。

（13） 陈学斌《始建国二年西王母博局镜》，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22日7版；

（14） 主编徐良玉《扬州馆藏文物精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图39

（15）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

（16） 故宫博物院何林《故宫收藏铜镜》紫禁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