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枕的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唐代盛行陶瓷枕,而本文介绍的唐代卧狮滑石枕则丰富了其品种,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礼仪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考证。
关键词:枕 滑石 卧兽枕 狮子 文化内涵
西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枕,卧所荐首者。”[1]枕头作为生活用品源远流长且早就入文,如《诗经》中的“辗转伏枕”,《论语》中的“曲肱面枕之”。枕头的材质多种多样,有布、有石、有木、有藤、有瓷、有玉,总的来说可以分为软枕和硬枕两大类。最初可能用木头、石头、土块、竹藤……等来作为枕的材料,这也可能是枕字从“木”旁的原因,等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逐渐有了棉枕、铜枕、陶瓷枕或几种材料的复合枕等这些较为复杂且需要物理、化学加工的枕。而由于软枕内的填充物和用于包裹的丝织品不易保存,留给我们的古代枕多是诸如陶瓷、石、木等材质的硬枕。同时枕也可以作礼物,相赠以表情谊。在《全唐诗•卷五百一十一•五一三》中,唐人张祜还专门写有《酬凌秀才惠枕》一诗,诗云:“八寸黄杨惠不轻,虎头光照簟文清。空心想此缘成梦,拔剑灯前一夜行。”可见古时对枕的重视之深。
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 出土的各种质地枕较多。出土时代最早的有西汉竹枕和彩绘漆枕,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陶瓷枕。瓷枕最早创烧于隋代,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床上枕具。到了两宋及金、元时期,瓷枕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期,产地遍及南北,造型非常丰富,在装饰技法上也有很大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这一时期的瓷枕逐渐从实用品转向了雅俗共赏的工艺品。明清以后,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开始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瓷枕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绝对的主要角色。通过对枕头的制作、使用、装饰和造型,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从枕头的质地看,使用的群体又具有等级制,并因时代而形成较为严格的礼制,这又涉及了制度文化的内涵。
从扬州现存传世和出土古枕来看,陶瓷枕最多,其他材质罕见或者未见,用瑞兽装饰枕头的习惯始于唐代,我馆1 9 8 5 年于扬州教育学院工地唐城遗址内出土的三彩犀牛座枕殊不多见, 1 9 9 7 年于扬州开发区工地出土的三彩象座枕也十分珍贵。枕座作犀牛、作大象, 这两种兽形枕也应意在“ 辟邪” 。而本文则想重点介绍一款与犀牛枕造型类似、材质又比较少见的唐代卧狮滑石枕。
一、关于材质滑石
此枕材质为滑石,是一种常见的硅酸盐矿物, 异常柔软,一般多呈淡绿色、白色、米黄色,也有棕黄色、青黄色的,但少见,滑石也是一种药材可以清火去热。滑石光泽滋润,具有滑感或脂肪感,有玉的外观,玉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在竭力发掘玉材的过程中,发现了外观似玉易于雕刻,制作简单,经济实惠的滑石,因此,滑石就成了玉的代用品,仿玉器的雕刻技法与装饰手法。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在历史上,滑石器一般都是作为明器出现。用滑石器作为随葬品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墓葬中,汉代时得到了发展与繁荣,达到了黄金时期,东汉后, 滑石器的数量大为减少, 制作始见粗糙, 滑石器随葬的习俗在各地已趋于衰落。到六朝时期, 品种、数量更加少, 器体简单且小型化, 如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的六朝墓中, 仅出滑石猪一种。制作工艺更加简单、粗糙, 猪多仅具其形。滑石冥器在唐代之后便逐渐不再流行,宋元之后滑石作为一种中药和工业原料依旧为后人所继续使用。《大唐新语》卷十三《纪异》:“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看来,这些滑石器不但被当作玉来使用,而且还有和百神、助神道之功能。
我馆所藏滑石器以小件居多,多为汉代的滑石猪,以汉八刀手法雕刻简洁。而唐代的滑石器则比较精致,也比较小巧。滑石采用唐代玉器雕刻所常用的装饰手法,在运用传统剔地阳刻的手法上,纹饰采用细密的阴线琢出,纹饰饱满丰硕,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如唐•刻花滑石盒、龟、鸟(图一),盒高3、直径6.5厘米,1968年扬州城北东风砖瓦厂出土。滑石盒呈圆形,器盖表面线刻四叶花卉图案,盒内存有大小不同的圆雕滑石龟3只,鸟1只。这套滑石盒雕刻简练,线刻流畅,动物造型生动活泼,由于是整套出土在唐墓中比较少见,尤其珍贵。而此卧狮滑石枕(图二)长14.5,高8.8,宽8.9厘米,如此大型的仅此一件,在国内出土滑石器中也属少见。
二、关于纹饰造型狮子
此器造型为卧兽枕,用整块滑石圆雕而成,枕座为伏卧的狮子,双目圆大凸起,怒视前方,鼻子宽阔向上隆起,嘴巴微张,神情严肃,浑厚有力的四肢前曲,头部周围用阴线刻画出雄狮的须发,上托一微凹的长方形枕面,整个造型稳重如泰山,浑润有神,有顶天立地的气概,为典型唐代器具。狮子被人们美誉为“百兽之王”、“佛之所乘”,不是产于我国,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狮子才得以进入中国。《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师(狮)子、符拔。”狮子在中国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神话中的动物出现的,和麒麟一起成为中国的灵兽。狮子在中国如此受推崇,也得益于汉代时佛教传入中国,所以佛教将狮子视为庄严吉祥的神灵之兽而倍加崇拜。唐代之前虽有狮子从西域进贡,但由于路途遥远,到达中原很不容易,而且因为这种野性猛兽不易豢养,成活率不高,一般人很难见到,所以在唐代之前的狮子形象都是仅有狮子的一部分特征,人们对狮子形象的认识很模糊。到了隋唐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安宁,西域高人往来不绝,西域国家向唐代皇家进贡狮子的也更多了。虞世南曾作《狮子赋》:“洽至道于区中,被仁风于海外……有绝域之神兽,因重译而来……岩蹬深阻,盘行绝峻,翠岭万重,琼崖千仞……筋骨纠缠,殊文异利,阔臆修尾,劲毫柔毳,钩爪钜牙,藏锋露锐,弭耳宛足,伺间借势”[2]。全文约九百余字介绍了狮子运来途中的艰险,也具体描绘了狮子的外貌和威猛。唐太宗还命令阎立本对狮子作写生,成为唐代狮子艺术形象传播的依据,使没有机会见到狮子的工匠也能熟悉狮子的体貌特征,狮子的艺术形象从此不再神秘,也因此唐代狮子的写实性比较高。狮子的造型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特征:汉唐时通常强悍威猛;元朝时身躯瘦长有力;明清时较为温顺。用瑞兽装饰枕头的习惯始于唐代,从《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记载: “ 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辟邪, 白泽枕以辟魅, 伏熊枕以宜男, 亦服妖也。”可知唐人制作兽枕, 意在“ 辟邪” 、“辟魅” 、“ 宜男” 、“ 服妖” 。
三、滑石枕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1、中国古代是极为重视丧葬礼制的,丧葬在古代完全纳入礼法的范围,即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第二•五》)。故关于丧葬的制度在古代自先秦至明清一直未曾中断。
古人丧葬的一大标准就是“事死如生”,所以往往需要准备许多陪葬品以伴死者左右。有的是死者生前的实用器,而更多的则是象征性的冥器,希望死者在另一世界生活的更舒适美好。滑石器便是众多冥器中有代表性的一种。随葬品还具有炫耀财富和象征死后生活的意义,其内容和数量与家人的经济实力有关,但等级制度不可逾越。唐高宗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旧唐书•高宗下》107页),可见墓葬规格大小、随葬品多少不仅是个人贫富的问题,以身份地位而定的制度是关键。在唐代,玉器和金银器只有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才有权使用。《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六•杂律•凡三十四条》“舍宅、车服、器物违令”条规定:“器物者 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若有违者,各杖一百。”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滑石器主要出土于中小型唐墓,墓主多为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的下级官吏或其亲属。可见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的官僚地主阶层是不可能使用真正的玉器,然而模仿富贵生活方式,追求高品质生活用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以外观和质感与玉相似的美石作为玉器的替代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许多无法拥有这些奢侈品的人心理。此外唐代人最为看重来自西域的于阗玉,于阗玉因为路途遥远而有限,唐政府通过朝贡、索献甚至战争掠夺获取美玉。而由于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使得美玉数量急剧减少,更多用类似玉器的滑石来替代美玉随葬,并按照玉的雕刻手法及装饰技法使滑石器更加精美。因此此件卧狮滑石枕完美的体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及历史背景。
2、唐朝的枕头造型多为长方形,制作非常规整,呈平行六面体,其中长方枕的变体正方枕比较常见。同时还出现了两种枕头类型,一种凹面枕,一种倒梯形枕,使枕头的长宽差距增大。在设计上,枕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枕面宽大而舒适,装饰具有诗情画意的图案,下部枕底平稳,给人以感觉和视觉上的明快。陶瓷枕头出现以后,许多官窑都烧制,做工精致,装饰美观,代表了上层群体的社会时尚。普通的百姓只能望之兴叹,使用简单的粗瓷枕、木枕。这些都是枕头在制度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在唐代动物形枕的比例逐渐增多,常以兽为座的圆形枕面枕,如三彩犀牛陶枕等,具有驱邪除毒的象征功能。 在现代收藏中,由于“卧兽枕”是唯一见于史籍记载的瓷枕,始终位于瓷枕收藏的龙头地位,价格最高、升值空间也最大。《唐书•五行志》提到了“豹头枕”、“伏熊枕”,另外还有慵猫枕、虎头枕、卧牛枕、骶枭枕等其他四种,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而此件卧兽滑石枕不仅丰富了唐代古枕的种类,造型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合体,更是国内比较罕见的滑石精品。它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唐代玉器雕刻的风貌,同时也为我们探讨当时社会风气、礼仪制度、军事外交等方面提供了考证,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及文化艺术价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典型器。
参考资料:
[1](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2]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一三一《狮子赋》。中华书局,1966
[3]赵荦:《略论汉墓出土的滑石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报告》,2009年6月第28卷第3期,56-58页
[4]赵青,董洁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几件唐代滑石器》,《收藏家》,2008年第8期,75-76页
[5]郑先觉,孙兰:《论中国唐三彩狮子的审美特征》,《景德镇陶瓷》,2006年第16卷第2期,36,40页
[6]李珍:《广西古代滑石器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80-85页
[7]周长源,马富堃:《略论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枕》,《文物春秋》,1997年第38期,202-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