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曾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迁体仁阁大学士。卒后谥文达。平生以治经学考据著名，编梓甚多。文崇骈丽，诗出入中晚唐和两宋。

        偶然所得江苏古籍1999版《至顺镇江志》，仔细研读发现，该书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书之一，而且元代刊本已经亡佚。“江苏古籍”版《至顺镇江志》所据实为扬州文化名人、清代著名学者、刊刻家、思想家阮元的藏本。

        寻求刊刻之前，已赠“焦山书藏”

        《至顺镇江志》是为江苏省镇江市的古地方志，为元代人俞希鲁纂，共有 21卷首1卷。

        镇江为我国历史文化古城之一，建置有约3000年历史。据文献记载，最早的方志，始于南朝刘宋时期。其后历代均有修纂，前后相承，颇具规模。其中，《至顺镇江志》属于比较有影响的地方志，也是现存镇江古方志中较完整的一部。现存本为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有研究指出，《至顺镇江志》在其他史籍中未见著录，现存诸本亦未见署名，因此清嘉庆间大学士阮元进奏《四库未收书目》时，尚不知此书作者姓名。后经邑人柳兴恩（宾叔）考订，在明丁元吉《成化镇江府志序》中有前朝俞用中著［至顺］《镇江志》的记载，始确认此志作者为元代俞希鲁。

        俞希鲁，字用中。原籍温州平阳人，随其父德邻侨居京口（现志书“弁言”说他是镇江人），初任处州独峰书院、饶州长芗书院山长（即院长），后为庆元路儒学教授，归安（今吴兴）县丞，历任江山县尹、永康县尹，至正十六年（1356年）以松江府路同知告退。

        俞希鲁学识渊博，见闻丰富，工于古文。《康熙镇江府志》称其：“学业浩博，淹贯群籍”，与青阳翼、谢震、顾觌游，时称“京口四杰”。 俞希鲁于至顺四年（1333年）编撰的这部志书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的散篇佚文，记载了众多的京口掌故逸事。元本久佚，现存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丹徒包氏刊本，而这位包氏只是一个生意人，愿意出资刊刻志书，与阮元有一段渊源。

        “江苏古籍”版志书载有阮元序言：“余家久藏宋嘉定、元至顺写本《镇江志》二部，乃乾隆六十年宣城张木青学士涛所赠之书。嘉定间，曾经进呈内府……”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依《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收集来的每本书撰写提要，随书奏进。嘉庆皇帝十分高兴 , 遂据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亲笔赐名《宛委别藏》。 

        《宛委别藏》所收各书均据旧本精钞影写，其中源于宋刻的有30余种，包括了宋《嘉定镇江志；源于元刊的有10多种，包括了元《至顺镇江志》，是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宛委别藏》书成后原本一直存于宫中，世间并无刊刻流传。直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才选了40种影印出版，名为《选印宛委别藏》；至80年代台湾商务始将原书重行整理，影印出版。但所收书仅得161种，其余12种不知去向。

        在进呈皇宫之前，阮元抄录了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江志》两个“副本”，一本藏在阮氏家中的文选楼，另一本则藏在“焦山书藏”。阮元的计划是“以待有志者刊之”，理由是上述两部书中，有关于京口（镇江）的大量掌故。阮氏序言中说，元《至顺志》本是在宋志基础上写成，但又不是照搬照抄，其中的记事、考证远较宋志精密，对历代兴亡史事，记载详备。

        《至顺镇江志》是现存镇江古方志中较完整的一部，其中的《说文》、《广雅》、《字林》、《方言》等，都是以前的地方志书所未见。

        元时，镇江府为江南财赋繁富之区，故于“田土”“赋税”诸门中许多数字都详加记载，而于“物产”“土贡”门内，遍引《说文》、《广雅》、《方言》、《本草图经》诸书，罗列名状，详解细述。此外且多存民族、宗教史料及地方珍贵文献多种。总之，这部志书价值很大，希望有志者出资刊行，但“乃问之镇江人，无肯刊刻之者，余于《送杨忠愍公墨迹归焦山记》中，已概乎言之。”

        阮元看重的是这部志书的史料价值

        《至顺镇江志》述户口部分，主要援征历代史志，仅宋代即征录有《祥符图经》、《两朝国史》、《嘉定志》、《咸淳志》等。述本朝户口分土著、侨寓、单贫、僧道诸项，土著又分民、儒、医、马站、水站、递运站、急递铺、弓手、财赋、海道捎水、匠、军、乐、龙华会善友等，每类分记录事司及诸县户口数；侨寓则分别以民族和职业两类记述，其民族分为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是书记土产，分谷、布帛、饮食、器用、花、果、蔬、药、草、竹、木、畜、禽、兽、鱼、虫16类；记赋税，则有常赋、土赋、宽赋诸目，常赋记夏税、秋租，先录元代额数，次引《祥符图经》、《嘉定志》、《咸淳志》中的数字。阮元称赞这部志书“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清代学者钱大昕说：“（镇江）在元为财赋之区，故此书物产土贡，胪陈名状，其用意各有所在，不得而问也。”

        仔细研读《至顺镇江志》，发现这部志书至少有有如下几点独到之处。

        一是特别注意到农业生产和经济生活。例如卷四为《土产》，列毂、布帛、饮食、器用、花果、蔬、药、草、竹、木、畜、禽、兽、鱼、虫等子目，叙及本乡土产的名称和形状;卷五《田土》，列总属、官民、荒熟、输复等子目，对土地的数量、质量和划分等作了记载，卷六《赋税》列常赋、土贡、造作、孳息、宽赋等子目，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作了记载。上述记载，是了解元代生产生活状况的有价值的史料。

        二是元代特别重视人口的统计。在以皇权为至高中央集权的社会形态中，人口和土地历来被看做是第一重要资源。而在这部《至顺志》中，对人口的统计、人的社会阶层和民族的状况等记录占了不小的篇幅。例如卷三《户口》，不仅记载了各县的户数和人口，而且记载了城乡的户数和人口。府路下设录事司管理城乡。在人口统计中分土著、侨寓、客、僧、道等类，前三大类中又各分为民户、儒户、医户、匠户、军户、县户、猎户、站户、（水站、马站、递运站）、驱户（做奴役的附属人口）；就民族分蒙古、畏吾儿、回回、也里可温、女贞、汉人等。

        三是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地方治理的注重。这部志书对地方行政组织写得较为详实，为正史所未有。如卷首列出郡县表和官制表，对郡、县的设置和郡县的刺史、太守、参佐、宰贰、司属、学职、将佐都有记载。还反映了元代对人材举荐和培养的注重，志中略去宰女烈妇（其他志中连篇累犊）的记载，专列两卷，名之为人材。

        四是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称之“华化”，在《至顺志》中有所反映。如记录地方上一些少数民族官员习汉人起字，习汉人习俗，母丧辞官等，均为正史所未载。

        《至顺镇江志》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记录了有关元代基督教的历史资料”，并被俄罗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汉学家巴拉第首度发现。巴拉第在他的《中国史料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中记载说，“该书的手稿曾保存在已故大臣阮元的私人藏书楼里，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出版问世。其中附带提到了有关建在镇江的基督教堂，以及驻在该城的有名望的基督教徒的情况”

        陈开科在“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一文中认为，这些记述大致正确，《至顺镇江志》这部书中有关元代基督教的历史资料，是巴拉第首次发现。后来，穆尔（Moule A.C.）在其著作中说：“对１３世纪中国基督教界的最充分记载，据我们所知，乃是由已故的帕拉丢斯教长在一部罕见的中文书中发现的，这部书就是《至顺镇江志》”

        终于，丹徒包景维（良丞）与一位友人来访，聊天中谈到无人愿意出资刊刻志书的话题，包氏当即表示“愿意刊布以成先志”。阮元非常高兴，随即拿出家中文选楼所藏本和焦山书藏本（用后归还），并且请当时还是阮家门客的刘文淇（清代著名学者、《扬州水道记》作者）进行校核，并付梓。

        阮元等对至顺志评价极高，他在《四库未收书提要》中说：此书自明以来，藏书家都无著录，真是一部难得见到的藏书。今重加校订缮写，以供研究京口历史的人作参考。其价值可与袁桷的《四明志》相媲美。《至顺镇江志》顺利刊刻，阮元因为高兴还曾即兴书写十四字“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赠送给丹徒商人包景维。

        “江苏古籍”版《至顺镇江志》前页附有刘文淇的“宋 元镇江志校勘记序”。阮元除了为该志书作序之外，还专门撰写了“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提要”。经过刘文淇及其子重加核定之后，“以之抗行袁桷之志四明殆无愧焉”。

        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在《至顺镇江志》的弁言中特别指出：“本志在众多的古地方志中，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特点。首先，它很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如当时的土地分配、赋税的征收、土产贡物等，书中均有详述。其次，它还记载了基督教徒（也里可温）和伊斯兰教徒（回回人）在镇江的事迹，以及驱口人数等，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特点，是研究我国宗教史、民族史的重要资料。对此，外国学者亦极重视，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人利用本志来印证《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

        由于高度认可《至顺镇江志》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近代诗词学者、时任镇江海关监督冒广生，又曾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至顺镇江志》。

        阮元创建“焦山书藏”并赠“二宝”

        扬州和镇江一水相间，一苇可航，在地理上可算是名副其实的近邻。相信很多扬州人第一次到过的 另一座城市，就是镇江。而镇江人最熟悉的另一座城市，也当数扬州。但也许是两座城市过于靠近的缘故，我们几乎很少仔细地打量过对方。我们在打量地域文化特色时，一定会想到与扬州“一衣带水”的镇江。而作为扬州文化名人之阮元，对镇江更是情有独钟。

        现在读书人多数知道扬州有《文选楼》，其中多数藏书为阮元所贡献。作为大学问家，阮元的一生藏书极为丰富，藏书处为文选楼，楼在扬州文选巷。其下为私塾，其上祀隋代著名文选学家曹宪，并且以唐代著名文选学家李善等人相配。

        扬州是《文选》学的发源地，最早兴学之人当为隋唐扬州学者曹宪。《大唐新语》曰：“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曹宪传》中也说“初，江、淮问爵《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系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曹宪传》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这说明唐初“选学”即自扬州兴盛并辐射至全国。其后文士无不重视《文选》。

        清代名儒阮元毕生倡言学术文化，对《文选》有着特殊的感情，文选楼是其重要的藏书处所之一。

阮元藏书处因藏宋版《文选》，且尊“曹李”，故名“文选楼”。阮元和他同时代的藏书家一样，都喜欢把自己收藏的善本加以刻印，以利传播。他刻的书就取名为《文选楼丛书》。《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元博学淹通……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

        阮元藏书、刻书、撰述带有一种普惠世人的色彩。在抚浙时，于杭州创立“诂经精舍”，为纂辑《经辑纂诂》一书，四处网罗我国训诂学资料，搜集图书，藏于灵隐寺，设“灵隐书藏”。后又于镇江设“焦山书藏”。

        嘉庆十八年（1813年），阮元任漕运总督，这年春天，他在瓜洲和好友焦山诗僧借庵、诗人王豫商定在焦山设立书藏。嘉庆十九年（1814年），阮元命丁百川等人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建起了藏书楼，取名“焦山书藏”，阮元作《焦山书藏记》，书匾额，并捐赠许多藏书。

        了解镇江文化特色的人都知道，镇江金山有四件“镇山之宝”，包括苏东坡的玉带、公元前九世纪周宣王时铸造的周鼎、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南方孟获时缴获的铜鼓、明代文征明手绘金山图。其实在镇江焦山，还有另外四件“镇山之宝”：西周古鼎、汉定陶鼎、杨文襄公玉带和杨继盛题诗与墨迹，这其中的第二和第四件，全是阮元赠送给焦山的。因而才有“金山玉带焦山鼎，前有苏公后阮公”之说。

        阮元于嘉庆七年（1802年）九月，将西汉定陶鼎赠送给镇江焦山。他的《置西汉定陶鼎于焦山》一诗，前有序，记载了西汉定陶鼎的大小尺寸，铭文考证。此鼎来头不凡，是西汉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册封定陶共王刘康的家用器皿。定陶故城，在今山东曹州定陶县西南。阮元说：“予得此鼎，因思焦山只有周鼎，若以汉鼎配之，经史引征，可增诗事。爰以官牍达之镇江府丹徒县，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册于椟，绘图拓恤钤印，备绿诸事。时嘉庆七年季秋月。”

        吴延琛作《西汉定陶鼎》“瘗鹤铭古耀崖壁，海云堂迥来松风。僧寮清供曷需此，要与山水传无穷。名人举动辄不朽，忌以玩物娱心胸。金山玉带焦山鼎，前有苏公后阮公。”

阮元还赠送给焦山“杨继盛题诗与墨迹”，并为此作“送杨忠愍公墨迹归焦山记”。跋文中介绍“杨忠愍公墨迹一卷共五幅，一为《开煤山记》，一为《谪所苦阴雨述怀》，一为《哀商中丞诗》，一为《元旦有感》诗，一为《与王继津书》。”而希望有镇江人站出来积极刊刻《至顺镇江志》也正是在这篇“记文”中表达出来的。

　　      杨继盛（1516一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嘉靖二十六年（l547年）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此人生性耿直，刚正不阿。当时奸相严嵩掌权，想拉拢杨继盛为其党羽，一年四次升迁，但杨继盛憎恨奸臣严嵩，到任刚一个月，便弹幼严嵩“五奸十大罪状”。昏庸嘉靖忠奸不辨，听严嵩构陷之言，又下杨继盛于狱中，受尽酷刑。《墨迹》中的《与王继津书》为此时所写。杨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被害。年仅四十岁。到明穆宗才为他平反，赠太常少卿，谥忠愍。

        杨忠愍公墨迹在其被害后，辗转流传，至清嘉庆年间，才传至时任中承的阮元手里。阮元视为至宝，为其能世代相传下去，决定赠送焦山收藏。

        阮元为了能使杨忠愍公墨迹能在焦山永久保藏，不致被人骗去，还规定：“如摹刻墨迹，抄写书志，只可在山为之，勿令俗夫持去也。”由此可见，《墨迹手卷》最后归藏于焦山，这在当时很具有历史意义。

        1929年，柳治徵、陈去病、庄蕴宽等20人在焦山设立焦山书藏委员会，聘请学者张东山先生居山校书编目，张病逝山阁后，又请其担任江苏国学图书馆编辑的儿子张祖言继其事，以后又请项燕北先生相助，按照图书的内容，对焦山书藏的藏书进行编目。1934年秋天，完成了《焦山书藏书目》六卷，分经、史、子、集、志、丛六编，著录藏书1834种，2041部，34447卷，12122册。可惜，正当焦山书藏以崭新的面貌对外开放，即将发挥更大作用之际，抗战爆发。1937年农历十一月十日上午，焦山沦入敌手，焦山我守军和民众遭枪杀，各庵收藏被抢夺，焦山书藏被焚烧一空。许多珍本善藏，如今只能成为一种回忆了。

        阮元向焦山赠汉鼎和杨忠愍墨迹之义举，真乃文人雅事。在收藏之风盛行的今天，我们究竟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文物古玩？二百多年前，真正的文化大家阮元，已经为今天的我们作出了表率。

参考资料

①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② （清）阮元：《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

③ （清）阮元辑：《宛委别藏》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④ 邹逸麟：《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 2005（网文）

⑤ 殷光中：（《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提要）《江苏社联通讯》 1983年04期

⑥ 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⑦ 陈开科：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一）《汉学研究》2007年第10辑，中华书局

⑧ 黄燕生： 中国历代方志概述（网文）

⑨ 陈立健：《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帝师寺（中国藏学 2009.7）